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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在于将政府激励和市场激励导向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不能依赖纯粹的利他主义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相反，我们应当为我们想要的结果提供激励，并按这种方式设计我们的系统。”
近年来生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的预期寿命有了大幅提升，许多过去无法治疗的绝症也有了被治愈的希望。在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同时，社会、市场与医疗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一刻都没有减弱。谁来承担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的高昂成本？市场回报和公共利益之间孰轻孰重？管理与技术的关系为何？
2024年3月19日，在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创新无界，相融共生”论坛上，复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医疗管理项目主任克雷格·加思韦特（Craig Garthwaite）教授，以及凯洛格商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卡·卡尔内利（Francesca Cornelli）等来自学界、医疗界及企业界的嘉宾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医疗技术进步是前所未有的。“在座的我们这一代所受到由生物医学创新所带来的恩惠，要大过之前所有人类的总和。”克雷格·加思韦特在其主题演讲中提到。他认为，最近40年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发生长足进步，很多之前医生束手无策的疾病现在有了治疗的可能，如艾滋病和丙型肝炎。
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医疗管理项目主任克雷格·加思韦特教授发表主题演讲。主办方供图
现场有医疗界专家表示，16世纪以来翻天覆地的科学革命等社会变革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也体现在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大大增加。在最近的50年到70年间，预期寿命从40岁涨到了80岁。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首次维持这样一个庞大且长寿的人口。
从商业上而言，医疗技术的创新不仅在用新产品解决老需求，也在由其所塑造的新环境中创造新的需求。随着人类寿命的增加，癌症、认知疾病、心血管疾病等方面的新需求和新产品将不断出现。
与此同时，医疗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也面临挑战。首先就是新的健康风险出现。比如随着预期生命的增长，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多，而这部分人群非常脆弱，尤其是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有与会者引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的观点：下一场疫症大流行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人们需要做好准备。
尽管事关公共健康福祉，但现代医疗行业还具备市场属性，意味着有人要为医疗研究和产品消费买单。医疗行业的创新，如创新药品的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这与执着于利润的资本市场常常产生矛盾。缺少资金投入又意味着研究无法继续，这构成了医疗创新的第二个挑战。
不少与会者们认为市场常常是短视的，比如目前医疗行业投资中常见的“对赌协议”。对赌协议要求研究者和公司在短时间内完成产品研发并实现盈利，作为最终获得投资的条件以对抗风险。然而，医疗创新研究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需要不断的尝试和失败。
当新的医疗产品出现，当初高昂的研发费用将会转移到支付端。如何增加医疗产品的可及性，使得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口能够受惠，促进医疗平等医疗科学，这是第三个挑战。有与会者指出目前全球各地区在公共健康方面有着显著差距，有些国家的期望寿命只有四五十岁。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支付能力有限，无法享受医疗创新的成果。
公共健康与医疗创新的最后一个挑战，来自于医疗发展沦为地缘政治和国际竞争的牺牲品。克雷格·加思韦特在演讲中提到，现代医疗过程和产品是从包括法律系统、私人企业、政府、科学家、医生和病人等不同参与者的合作中涌现出来的，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也至关重要。而当这些交流与合作的通道关闭时，医疗创新也会受到阻碍。
与会者们表示，平衡医疗发展中市场逻辑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需要来自政府、企业、资本等各个参与者的合作，建立开放、多元和有效的规则系统和商业模式。
从科研的角度，有医疗界专家在现场说道，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短期难以盈利的医疗创新和基础研究，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创新）要大量的投入开云网页。企业家不投入，国家也会投入。如果国家都不投入，这个地方不会有创新的。”
从创新企业的角度，上海维申医药有限公司创始人医疗科学、CEO唐国志则认为，除了给予资金支持之外，政府应当提供更加长期稳定的企业政策，“给这个行业合理的回报和退出机制，也有相关的合作机制，包括国际合作。”
克雷格·加思韦特则从美国经验出发，讨论了医疗产品与服务能否最终到达人们手中的可及性问题与医疗创新的商业模式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不同国家在实践中摸索并选择了自己的方式。
“医疗可及性和创新之间的平衡问题，目前还没有哪个社会能够解决。”他指出，“美国的医疗进路是偏向市场的。美国愿意付出最高的价格，所以能够得到最好的产品。无论这是好是坏，这是我们选择的道路。近期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是美国第一个控制药品价格的法案，原因是我们也在与这种张力进行角力。”
“无论哪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都面临着寻找平衡点的困境：低价有助于推广新药，但过低的盈利又会对药厂进一步创新形成掣肘，这导致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最好的答案。”克雷格·加思韦特说。
他认为，创新发展不能完全依赖投资者和研发者们对保障公共利益的自觉，而是应当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激励，“目标在于将政府激励和市场激励导向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不能依赖纯粹的利他主义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相反，我们应当为我们想要的结果提供激励，并按这种方式设计我们的系统。”
克雷格·加思韦特还表示，从长期来看，医疗创新仍然具备优先性。“在产品存在的时候，可及性才是个问题。我的岳父岳母是因为癌症而死，当时我们愿意花所有的钱来治疗，但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到没有研发出来的药。因此，可及性的真正问题在于缺少创新。四十年前开发的药物到今天已经非常便宜。”
“虽然理解医疗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讨论谁付钱，但我认为另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如何创新。”克雷格·加思韦特说道，“如果我们想要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必须让最聪明的人一起合作来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与会者们都表示，不同层面的合作是科学技术发展、商业化直至惠及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陆雄文表示，科学研究者进入到产品市场化过程当中，需要更多学习商业和管理知识，以便更好地与市场中的行动者们合作与互动。
“很多有技术背景的创业者没有运营企业的经验，尤其创业的经验。所以如果学习了管理方法，那就能少走很多弯路。”他提到，“很多投资人用对赌吓唬科学家，而科学家则批评投资人不懂科学，但是（如果）这两者能结合得好，就能产生巨大能量。”
唐国志则表示，投资者们应当在合作中给科创企业更多的理解，“投资者们对科创企业能不能长期伴随，改变短期的思维？既然创新就会有风险，能不能忍受失败？”
除了技术与市场之间的合作之外，克雷格·加思韦特指出，创新是在企业和政府的合作下诞生的，“我们经常认为政府参与私人企业的市场活动，因此它们存在竞争关系。然而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政府的投资和企业的投资共同推动了产品的市场化，所以它们是合作关系。政府资助的早期研究在创新中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开放合作也是创新的重要基础。有与会者认为国际合作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共享技术，共享市场，那么一个市场就能变成两个市场，一个技术大家都能分享。”国家之间应当合作共赢，“不能玩零和游戏。”
克雷格·加思韦特认为，国家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创新经验，比如美国的商业化经验能够帮助中国的创新成果落地。“中国有很多很好的科研成果。虽然不清楚是不是所有这些公司都知道如何将这些科研成果商业化，但清楚的是，如果大家一起合作，我们就能将它们从实验室带到患者的病床边。”
与会者们还认为应当加强国与国之间民间的联系，培养国际化人才，共同推进科学创新和市场繁荣。比如，要促进医疗创新，除了通过制度安排来建立合理的规则系统，也应当建立一个由不同背景的角色所组成的、互相合作的“生态系统”开云网页。只有系统足够复杂、足够大，且足够开放，其中的成员才有更多生存和成功的机会。
弗朗西斯卡·卡尔内利说，在某些特定时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会变得困难，“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对话，那么问题会更加严重。因此我们必须（把跨文化沟通技巧）教给学生。”她说，“教育是长期培养的过程，谁知道环境在10年或者20年后将会如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