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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近期著文《危机与希望：非理性对抗时代的来临》，结合当下波云诡谲的世界风云，阐述了美国遭遇的内在挑战、资本主义文明认知能力的衰退、和世界正陷入其中的非理性对抗时代。观察者网摘录其中精彩部分，并附上全文，以飨读者。
原始社会时期的生存常态，是人口群落之间的非理性对抗。纷繁无以计数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等人群，都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相互争夺既定资源——土地财富与人口，战争与杀戮弥漫着全球人类居住的区域。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渐渐成长的世界各个民族，不约而同地先后创造了自己的国家，以国家形式的强力结构为历史平台，开始了人类理性竞争的历史。
理性竞争的历史内涵，是各个民族与各个国家共同认可的那些最基本价值观，及最基本的利益与财产交换法则（等价交换原则），自觉尊重他国法律的政治原则等等。世界国家群之间的贸易活动，所以能跨越时代而长期存在，就是以理性竞争的长期存在为基础的。
在理性竞争时代，强盗国家或强盗团体，是短暂的逆流现象，是不为世界文明国家所认可的。虽然，理性竞争也有残酷的一面，更有战争的一面。但无论如何，都是在某种共同价值观与某种共同精神的旗帜下，在正向价值观的轴心作用下，以文明上升的历史正向逻辑向前发展的。中国的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西方的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都是世界文明历史上著名的理性竞争大时代。
但是，国家时代又是具有极度复杂性的人类历史大时代。它不仅仅拥有理性竞争的辉煌时期，也曾经有过回流式的黑暗时代——非理性对抗时代。这种时期，会因为特定轴心势力以偏狭邪恶的价值观恶意发动冲突与战争，世界国家群会突兀生出一种不自觉的恶性的连锁下滑。
自从人类产生了宗教团体而又为国家所容纳，宗教对国家时代的人类文明所起的作用，也具有善恶难分的复杂性。最大的恶性作用，就是一旦某些特定国家群出现了极为偏执的极端化宗教精神，将一切教外信仰都看做应该诛灭的“异端”。
当此前兆时期，偏执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非理性国家行为，疯狂地对其余国家发动异教灭绝战争，以残酷的战争杀戮进行种族灭绝行动，进而将世界国家群拖进非战争无以生存的非理性对抗境地。
当世界国家群的力量对比结构突然被打破平衡，特定地域国家的生产力出现历史性突破，从而出现一个或一批超级强大的国家，其军事实力对世界国家群突然有了时代性差距的巨大优势。当此之时，这些具有时代差距优势的国家意识，再若以极端宗教的剪除异端理念为国家认知基础，其霸权欲望必将被强烈激发起来，迅速地畸形突变为疯狂的非理性国家行为——向全世界发动战争，将全世界人口变为自己的奴隶，将全世界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上述两种历史预兆，都曾经变成了残酷的历史实践。前者，是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势力在欧洲膨胀的极端化偏执化时期，所激发的世界性宗教战争——历史200年左右的以“十字军东征”为核心风暴的世界各文明形态的非理性对抗。
后者，是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发生后，紧接着发生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探险家”们“发现”的大量的辽阔的有原住民居住但却没有创造出国家平台的地区，统统认定为“无主”土地；对非洲的半原始社会形态的软弱，认定为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的源头；对亚洲这种处于古典文明暮色的落后国家，则认定为可以征服的殖民地地区。
在这种独霸世界利益的极端化认知中，这一时期酝酿产生了100历时余年的邪恶的资本主义原罪战争——对全世界展开的殖民主义战争。当时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群，占世界国家的绝大部分。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沦陷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直到当代社会，这些强盗国家的罪恶痕迹，还遍及世界斑斑可寻。
就历史实践而言，非理性对抗，是人类文明价值观最为混乱失序的历史时期，是最为黑暗的强盗逻辑为主流的历史时期。世界国家群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只能被迫放弃理性竞争的国家关系原则，放弃一切和平生存的正向价值观，而被迫进入战争决定一切的对抗时期。
最基本的原因是，作为矛盾主导方面的主动国家——发动非理性对抗的偏执疯狂的国家群，首先主动抛弃了所有的正向价值观，只以荒诞杀戮的强盗征服逻辑，发动种种形式的战争。作为文明国家群，则只有浴血奋争，只有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强力对抗中争取生存权利。无论对抗一方的本质及立场如何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一旦陷入这样的非理性对抗的黑洞，就只有用对方听得懂的强力对抗方式，表达自己的国家意志，浴血奋战抗争到底。此时的世界文明，已经沦落为“战争胜败决定一切”的底线状态，任何正义的诉求，都得等到你先胜利了再说；无论如何，对抗的当时没有讲理的地方。
在世界文明发展到古典国家文明的晚期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本来是人类世界的福音。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立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正向逻辑的历史声音，是资本主义土壤的文明良知。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罪恶，主张发动劳动阶级革命，主张建立全世界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社会。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文明，若能如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反思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罪恶那样，同样深刻地反思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非理性罪恶基因，从而改弦更张，走上一条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建设性道路，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则功莫大焉。
历史的悲剧在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是资本群落的社会实体——一个由资本家群聚结成的资本家阶级的活体利益攫取链。资本的无限逐利本质，决定了资本家阶级的无限度攫取利益的本质；按照它们的意志所创造的国家，是它们单向度向世界进行无休止的利益攫取的历史平台；无成本的公开抢劫，成本极小而利益极大的殖民地战争，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王道。
共利共赢的事情，人人平等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是不符合上帝意志的。基于如此这般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决然宣布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公敌。
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实践，已经有400余年的时段了。其最为深刻的破坏性在于，它反反复复地毁灭着人类自古典文明时期就努力培育且有蓬勃发展趋势的良性竞争的生存形态；它自觉地放弃了作为文明领先国家的人类文明责任，自觉放弃了对融合交流与共赢发展的历史诉求，而自觉地畸形地发展出一种诉诸各种分歧，又力图以暴力消灭一切分歧的国家理念。
辽阔庞大的苏联帝国解体后，美欧资本主义世界一时狂欢庆贺，认定这次胜利是“历史的终结”。当此时期，以欧美为轴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群，已经丧失了国家文明应有的理性精神，在没有丝毫新精神与新思想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继续徜徉在唯我独尊的霸权道路上，自以为又可以回到殖民主义时代大割一茬世界韭菜了。
自公元前4000余年世界出现第一个国家——苏麦尔开始，人类进入了国家时代，并以国家为历史平台，开始了新的理性竞争。人类的国家时代已经有了6000余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战争与瘟疫两大基本灾难，始终是人类文明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始终是对人类所创建的国家文明的最严峻考验。这两大基本灾难，一则来自人类自身，一则来自人类的大自然生存环境。6000余年以来，不知几多国家灭亡于战争，不知几多国家湮没于瘟疫。
沧海横流，方显出国家文明底色。本世纪前期，随着疫情大规模传播与快速变异，随着全世界国家群都被卷进防控危机的紧迫灾难，各个国家的价值排序法则，各个国家的文明底色，几乎都毫无遮掩的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本能的涌动出来，任何示形与遮掩都没有作用。随着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公共卫生灾难的持续发展，当今世界隐藏的诸多深层矛盾，以及世界霸权国家长期着意经营的岸然道貌，都被疫情的激流撕破了伪善的外衣，显出了狰狞的本相。世界发达国家群的高位存在，已经开始了裂痕累累的历史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原罪本质，已经越来越显出不那么令人舒心的底色。
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下，无需再等待一件件具体证据填充，无须再等待一宗宗的数字统计的具体揭示。依据历史潮流的的势头，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概括性地预测出历史实践的发展逻辑。
瘟疫灾难的特殊性，在于它对人类生命的普遍而直接的伤害，在于它对人类各个文明形态既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深刻破坏。瘟疫自古存在，黑腥足迹不绝于人类历史的所有时代。但是，瘟疫流行的规模，病毒本身的攻击强度、变异速度的快慢等等实际效应，却是依据诸多历史条件决定的。其中，两个特殊的基础性条件最为重要。
人口居住密度越大，人类各种活动的群体性越强，病毒传播的条件就越充分。当下世界，人类已经发展到以国家文明为板块，以城市文明为主导的集约化生存时代。各国精华人口的大规模集中居住，使瘟疫流行的特殊破坏力不期然直接抵达历史巅峰。以中国武汉首开先河的世界若干超级城市的“封城抗疫”，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史一道触目惊心的自然灾难风景线。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基础条件已经达到了最为饱满的状态。瘟疫病毒们即或是一个惰性十足的懒虫集群，也会被密匝匝随时可以附于其身的中介人群刺激得兴奋异常，奋力传播，加速变异，不断制造出一片又一片糜烂的高危疫区，使整个地球世界陷入净土全无的病毒泥沼。
一般地说，科学技术与医疗技术愈发达，遏制病毒传播的力量就愈强大，瘟疫灾难的规模就渝能被遏制，传播时期就愈短。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在综合科学技术较快发展的背景下，医疗科学技术并没有得到同步的相应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相比，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基础认知与现行的医治修复技术，都还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时期。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医疗科学技术，还都很不发达；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免疫水准，更是非常薄弱。有的国家，甚或还停留在神秘的巫医阶段，或民间流行的习俗性医疗阶段。
即或是这一领域最为发达的美欧国家群，其医学主流技术，仍然处在大量的传统基础病难关尚不能攻克的阶段。对病毒现象的基础性研究，人类各个国家也尚未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进行大规模研究发现，还基本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些许的自觉，却又是历史反向的——对病毒武器的秘密开发——不是消灭病毒，而是传播病毒。
如此基本状况，面对骤然降临的新型病毒，大多数国家是手足无措的。在医疗领域整体水准较低的状况下，再加上各国不同程度的医疗资源短缺、社会医疗福利制度的覆盖性有限等等缺陷，人类世界抵御瘟疫的有效手段，还处于尚未产生跨越性突破的落后时期。
对本次世界瘟疫大流行，各国科学界目前所表述的主流看法是：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病毒，其攻击力之强，其传播方式之多，其变异之快，都是历史未见的；对其内部构造的研究，各国也尚未获得有效进展，确定有效的疫苗与治疗药剂，也还都在未知之中。
当然，这里还隐藏着一个有待历史揭开的秘密——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是不是某个发达国家有意制造并有意泄露的？根据公开数据，美国已经有数目高达600余所的生化武器研发机构，却并没有获得世界科学组织的公开调查。所谓历史秘密，永远都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在掩盖事实真相。强力的盖子一旦被历史击碎，真相自然会流淌出来。当下的我们，既不能轻易否定，也不能轻易肯定。没有揭示真相的历史条件，历史秘密就只能是秘密。我们只有就浮出水面的基本事实说话，将这一现象存在的本身，看做人类文明在较高发展阶段的一则悲剧——非理性的自我伤害效应。因为，世界国家之林的权力结构体系中，某些局部尚存在着反人类的罪恶基因；，在我们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客观存在。
在这样的基础意义上，审视这场空前的历史性劫难，可以说，如此超大规模的疫情灾难，发生在当今时代，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正是我们自己的以超大城市群为轴心的生存方式，向病毒提供了最为坚实的传播条件；正是人类医学技术尚处于攻克基础病的落后时期，给新病毒的突然出现与快速升级，以及大规模传播并带来难以抵御的历史性灾难，形成了既定的社会条件。
更深刻地看，它则是大自然客体世界以破坏性实验的方式，向人类文明提出的历史性挑战。这一挑战，以已经发生的历史实践，宣告了大自然对人类文明生命力的基本评估——人类高度发展的城市文明远非尽善尽美，集约性与高密度居住的生存方式，远非人类自身所想象的那样风华繁盛而坚不可摧；人类正在发展的科学技术与医学技术，更远非尽善尽美；它既无法抵御一种新型病毒，又完全可能成为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罪恶之手。
病毒已经通过严酷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人类的现行生存方式还是脆弱的，还是有着巨大的历史缺陷的，还是有待于更为深刻的全面演进的。总体说，人类的生命力依然是脆弱的，人类生命科学还远远没有为自己构筑起有效保护自然生命的强大长城，人类文明尚有极大的与大自然融合发展的历史空间，生命科学还有着极大的发展余地。
这个已经成为现实的危机，是国家文明的历史正向逻辑链，已经被美国霸权非理性不合作的国家行为着意熔断。依据国家文明发展的正向逻辑，这次瘟疫灾难挑战提出的核心问题很清楚——作为地球文明基础的人类生存方式，究竟应该如何继续向前发展，才能与大自然高度融合，从而克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若沿着尊重大自然挑战的正向逻辑向前，地球国家群无疑应该搁置分歧，合作抗疫。果能如此，人类文明无疑会有一个可以预期的跨越式新发展。
至少，如同中国国家元首习提出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世界性共识，是应该达成的。果真达成了这样的国家群共识，世界各国努力协同，必然能全力以赴控制疫情；在外部全力阻断的大环境下，美国自身的疫情也不会洪水猛兽般持续爆发。
其次，地球国家群以联合国为历史平台，共同授权世界卫生组织组成公平公正的世界医疗科学调查机构，对每一个科学技术大国展开公开深入的调查，澄清病毒“人工制造”的疑云；并在严格的技术意义上确定世界所有国家进行病毒研究的研究规范与核查标准，以彻底消除人工制造病毒的隐患。
再次，各国携手合作，寻求更为健康的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与居住方式。果能如此，飞翔的人类文明无疑将早早进入宇宙，迈向一个新的欣欣向荣的浩大格局。
面对新型病毒灾难的冲击，地球国家群陷入了不可思议的混乱。以美国为轴心的资本主义国家群的失措无序，造成了全世界合作抗疫缺乏有效的结构支撑点。傲慢的美国，对承受瘟疫灾难第一冲击波的中国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拒绝合作抗疫；继而，美国被大规模疫情打入了难以收拾的大混乱局面，陷入了国家政策在价值观排序方面的严重倒退，导致诸多国家因抗疫缺失而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人类面对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全面绞杀，苏美英中法等同盟国家群表现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历史道义制高点；同时，各个国家领袖层与人民群体，皆以无与伦比的合作精神与牺牲精神，与世界法西斯主义进行绝不妥协的奋争。与那个时期相比，当下美欧国家决策层的诉诸分歧、拒绝合作，并坚持非理性对抗的国家行为，是严重的文明倒退与价值观失序；与美欧国家在二战期间的历史距离，实在是太大了。
面对空前的瘟疫灾难，美国政府不思正面抗疫，却推出了几乎是蒙昧主义的“群体免疫”或“自然免疫”的生物丛林法则，以人类无抵抗的大规模生命死亡为代价，意图在保住些许发展的条件下度过这次历史劫难。如此欺世国策，竟被西方舆论视为有效的顺从自然法则的主张，当真匪夷所思也。
任何有良知的政治家，都应该明白一个基本道理，都应该有一种最基本的操守：当空前规模的瘟疫劫难来临时，国家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用好国家拥有的强大管控能力，首先保住本国人民的生命权，将国民死亡数量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后再图发展权。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体系全力以赴地履行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即或最后在不可抗力面前遭遇了与“群体免疫”相同的惨烈客观后果，这个国家政权也是神圣而光荣的。因为，经过努力奋争，实际已经重塑了国民精神，已经将人类文明的伟大铭刻播种在历史土壤之中，对国家与民族未来发展的意义是无比深远的。与死亡数量似乎相同的“群体免疫”的颓废后果相比，国家主动抗疫的高远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这样的国家，即或没有达到预期的抗疫效果，决策阶层也可以骄傲地自豪地说，我们与我们的人民一起努力了，我们没有放弃抵抗，没有听任社会的崩溃。也就是说，既敢于作出最顽强的抵抗，又敢于正视最惨烈的终局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国家级政治领袖。
疫情发作以来，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轴心的美国，以继续维持世界霸权为第一急务，将抗疫作为打击中国与他国的政治杀伤手段，力图以抗疫为大国对抗突破口，成了美国事实上的非理性国策。最极端的经济杀伤，是美国发动并鼓动西方国家一起鼓噪的拒绝偿还中国持有的10000余亿美元的国债，并威胁要启动对“中国病毒”的赔偿诉讼。这种极端化的方式，这一极度膨胀的野心，在6000余年的国家文明历史上是空前的，甚或也可能是绝后的。因为，在商品经济伴随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个国家竟然企图通过国家讹诈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非法利益，实在是将自己自动除籍于人类秩序之外。这样的国家，即或是最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绝然没有过，之后只怕也没有哪个国家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
美国的惊慌失措，美国的抵抗乏力，美国的接连退群，美国的种族歧视痼疾再度爆发，美国的重启核试验宣示等等。凡此种种反复叠加的社会动荡与种种非理性表演，都是美国文明的底层本质的全面弥散，都是熔断人类文明发展正向逻辑链的非理性国家行为。
实践证明，美国在人类历经最大的共同劫难的时刻，一力熔断了文明发展正向历史逻辑链的最主要节点——世界发达国家群的国家理性；其必然结果，是当代地球国家群基本秩序的主要矛盾方面，开始了不可思议的历史倒退。
由此，美国将整个地球国家群正在拖入一个脱离历史正向发展逻辑链的危险方向。一个军备最强大、科技最发达的霸权国家，陷入了非理性状态的存在。这一现实，对整个世界国家群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警讯。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将被拖入一个空前的非理性对抗的时代；人类本可以共抗瘟疫劫难的光荣战役，很可能将演变成一场空前的历史大危机医疗科学，滑向非理性的盲目对抗时代。
美国焦虑的实际内涵，是在这样一种特殊历史困局中形成的——美国的国家意识正在切实感知美国霸权面临的最大历史危机，刚刚明确了“大国对抗”的霸权国策，并得到相当普遍的社会支持的关键时刻，瘟疫劫难突然来临了。这场瘟疫灾难的突然性与普遍性，有可能以不可预料的历史方式，打断或扭转美国的“大国对抗”进程，使美国最终彻底失去消除霸权威胁的最佳历史节点。
这个最佳的历史节点，就是“中国威胁”尚未强大到完全超越美国的历史窗口时期；这个历史窗口，若因瘟疫流行而落空或错过，美国霸权将真正衰落。尤其是，在病毒灾难首先冲击中国，而中国竟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控制了病毒扩散，又在三个月左右复工复产的大形势下；美国决策层尚未对中国抗疫态势作出理性的应对国策，便突兀迎来了在世界各个地区全面爆发的第二波病毒灾难，使美国很快沦为疫情震中——世界灾难中心国家。短短两个多月，美国确诊人数高达200余万，死亡人数倏忽超过10万大关；连军队在内，美国社会被瘟疫灾难全面覆盖。
与此同时，中国却没有倒下，也没有混乱。反倒是以美国不能理解也不能想象的大规模组织能力与管控能力，及丰厚的医疗资源，与强大的区域互助能力；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全面遏制了疫情蔓延的趋势；并从此稳定下来，基本进入了后疫情时期。可以说，在整个地球国家群都陷入惶惶乱象之中时，唯独中国呈现出辽阔的安静祥和，成为千万海外赤子争相回归的安全国度。应该说，这是中国文明的群体本位精神造就的伟大奇迹，是中国执政党与中国政府卓越的国家治理能力造就的伟大奇迹。
对于只有200余年历史的美国，这种困局闻所未闻。这种自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际困局与国内危机，使美国陷入了陷入了某种深深的挫败感，陷入了失去理性的盲目反应。也就是说，大势发展到如此格局，美国的国家意识还沿着历史逻辑的惰性轨道滑行，忙于对东方的中俄两大国及世界传统热点等展开多面打，一处也不落下空白。
因为，就世界格局的实际力量结构而言，当代美国的最大危机，完全不在美国外部，而在美国内部。美国的国家认知，完全没有意识到，以疫情冲击所诱发的社会乱象为先导，资本主义文明圈已经爆发了深层的社会危机；以美国为轴心的资本主义国家群所面临的历史挑战，开云网页已经变成了世界资本主义文明能否完成自我挽救，而不是外部的所谓威胁。
疫情洪流中，以一名黑人公民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膝盖锁喉死”为导火索，美国骤然爆发了普遍性的社会动荡。这一动荡之深刻，在于连续不断的抗议浪潮已经超越了对具体事件的诉求，而是直接抵达了美国历史文化的根本——对资本主义原罪掠夺时期的美国大规模贩卖黑人奴隶的罪恶行为的历史追诉，要求“结构性”的解决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痼疾。什么是“结构性”解决，就是从制度体系上达成根本性的改变。显然，这是最具深刻性的社会革命的历史呼声。短短数周，以黑人为主体的混合抗议浪潮已经在形式上发展为大规模的街头暴力，且已经蔓延欧洲主要国家，并得到了世界各地区的广泛道义支持。
依据历史实践，资本主义文明圈的种族歧视，远远不是一个历史单向问题。也就是说，它还同时是一个涉及到白人社会必须有相向认知的历史传统问题。白人社会不改变传统的种族歧视认知，这一社会对立就无法得到合理的历史解决。
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浪潮中，国际社会或外国的人民，很容易忽视一个潜在的基本事实——黑人群体在美欧国家的犯罪率极高，白人公民社会是将黑人群体视作社会犯罪土壤的。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认知，在并非白人上层社会的白人公民社会，是很难消除的。这是一个构成美国文明基本点的社会认知，与资本主义文明的道义制高点——种族平等并消灭种族歧视，是有深刻矛盾的。历史实践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文明无法放弃，也不能放弃这个道义制高点——否则美国社会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多重分裂；但是，美国制度却又无法在事实上让以白人公民社会为主导的国家结构，自觉来消除这一裂缝。
因为，只要事实上的美国黑人群体的不良一面不消除，其危害美欧白人公民社会的因素就始终存在，白人公民的社会意识也就很难改变。就事实说，美国黑人群体很难接近上层白人社会的居住环境，更很难融入美欧国家的白人上层社会，所以也很难对白人贵族构成事实上的具体威胁。但是，普通的白人公民社会的认知就完全不同了。尽管美国在表面上已经有了诸多黑人高官，甚或黑人总统，但在深厚的白人公民社会层面，依然无法消除种族之间的巨大鸿沟。消除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的国家努力，与事实上的白人社会始终存在的种族歧视，是无法弥合的，无法统一的。从本质上说，它构成了美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裂缝。近日，已经有白人公民群体武装上街，向黑人群体发动枪击，并已经有致人死伤。
种族歧视，是美国文明构架的天然裂缝，是深深植根美国历史传统的原罪基因。所以，以黑人问题为轴心的种族歧视危机，是隐藏在美国社会的一课巨大的定时炸弹，其结局是不可预料的，隐患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深刻而普遍的社会隐患，是任何一种文明形态走向衰落崩溃的基础裂缝。
在世界国家之林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民族根基的国家。也就是说，6000余年以来的世界所有国家，都是某个特定民族创造的；所谓多民族国家，都是某个轴心民族创造国家平台之后融合了更多民族的加入而形成，轴心民族的文明主导作用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美国，是基于欧洲各国移民（以英国移民）的基础人口而建立的，而后又包容了诸多非裔民族的黑人、亚裔各民族的黄种人，以及世界各大洲诸多民族的移民人口。总体上说，美国的人口结构极其复杂，它的人口板块只能是人种，而没有一个完整的民族作为移民迁入美国，因而不存在民族元素。唯一的印第安人种的各民族人口，也几乎被白人殖民者杀戮净尽。
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民族根基，究竟是国家文明的负面因素还是正面因素？因为此前没有先例，历史无可回答。但是，依据历史实践的另一个参照系数——任何国家在遭遇重大的危机时刻，都是轴心民族在全力保卫这个国家；没有民族的天然凝聚力，国家平台就是水上浮萍，兴亡皆无根基。据此参照系数，美国的无民族人口现象，至少不是一个历史优势。而由于没有民族文化的诸多习俗性规范所形成的天然凝聚力，美国的人口群就完全是一盘不同人种的散沙，唯有依靠法治社会来维护其国家生命力。
从国家时代的历史实践看，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缺失而人种多有的大国，其国家文明的生命力如何，还只能是一个处于“实验室阶段”的国家。因为，它还没有整体性的经历过一次任何人类创造品的“破坏性实验”——涉及本土在内的全面战争，及大规模瘟疫灾难等。
这次旷世罕见的巨大疫情灾难，应该是一次接近于破坏性实验的严酷挑战，如果美国文明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同时具有顽强的内在生命力，勇于修正国家缺陷，能从制度体系上创造性的弥补没有民族的国家力量结构的根本弱点，无疑将对人类国家时代的文明跨越作出新的贡献。而如果没有这一深刻认知，并在历史惰性的轨道上滑行下去，则历史结局只能是相反方向的。
美国文明面临的第三方面挑战，是以法治系统为轴心的法律制度体系及警察制度等方面的历史性缺失
客观地说，美国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及法治形态，达到了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群的历史最高峰。其在创立阶段所体现的理性精神，与对立法依据和立法意图的公开性论战阐述，都曾经留下了世界性的深远影响。同时，这个第一次公开经由理性论争而自觉设计的国家结构形态，构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骄傲。可以说，没有美国制度体系，就没有美国文明的迅速崛起。
可是，6000余年的国家时代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先进制度体系，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制度体系，都必须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脚步而不断修正，才能保持持续性强大；如果不重视历史实践所积累的制度体系所暴露的种种弊端，这个国家就会在不自觉中陷入历史衰退。依据国家时代的历史周期，这个衰退的历史节点，一般都在大国政权建立的200年左右，开始出现明显的历史变化；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则是一个各有特殊性的国家命运问题。
在欧洲早期国家的历史上，由于自然经济时代的历史节奏缓慢，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大国，虽然出现了明显的周期变化特质，但在一定的强力修正下——譬如由共和制变化为独裁制并再度变化为帝制国家——国家生命尚能艰难延续到千年左右，此后则是分崩离析。在东方中国，这一危机周期更是具有某种规律性，中国历史上没有超过300生命期的国家政权。中国民族在历史实践中的应对是，坚持变法精神，坚持不断修正国家缺失，无效则改朝换代。
那么，在现代社会的信息全覆盖与高效快节奏条件下，这些反应迟缓的历史经验，显然是不符合当代历史实践的。当代国家所面对的社会土壤条件——公民社会的自觉程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假若国家核心层因历史惰性而缺乏应对变化的理性反应，这个国家就一定会陷入深重的全面危机。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制度体系与法治社会的意义，在于正面推动人类文明有序发展。对于国家兴亡，制度体系与法治社会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历史上多有文明法治社会而倏忽灭亡者，古巴比伦如此，古希腊如此，古罗马帝国如此，中国的战国秦帝国也如此。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体系与法治社会无论多么健全，它都不会自行运转，而都必须是由特定人群组成的国家机构来实现其功能。这就是中国战国法家大师商鞅所揭示的法哲学原理——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必出，令必行，至矣。
这次覆盖美国和诸多欧洲国家的，是因为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中的“膝盖锁喉死”致黑人窒息死亡而引起的，导火索本身就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法治缺陷所形成。疫情加重与抗议浪潮大规模持续深化之中，美国政府与国家机构表现出的混乱失序与相互矛盾，甚或相互掣肘相互摩擦，都暴露出美国法治乃至制度体系本身的根基性缺陷。
重大的灾难性事件与猝发的内部社会动荡，是一个国家制度体系与法治体系经受严峻考验的时期，也是检测制度功能与法治效力的最佳窗口。2020年的病毒灾难冲击，及其引发的巨大的社会矛盾冲突，使美国历时200余年的制度体系及法治系统，暴露出重大的体系性弊端，也向美国文明敲响了必须改变自身文明内在缺陷的历史警钟。
从现象看，首先是美国整个国家系统应急制度体系的重大缺陷。因为，美国最成熟的应急制度体系，是维持世界霸权过程中的对外军事应急体系。对国内社会的安全应急及灾难应急，历来不是美国关注的基本点。二战之后，在日渐傲慢的美国国家意识中，历来对美国自身的稳定性与安全性问题，缺乏清醒的历史认知。惟其如此，缝隙日益深化延伸，终于在看似偶然的一场瘟疫灾难中引发出深刻的社会动荡，美国制度体系与法治系统的缺陷，开始了历史性的深度发作。
具体说，美国总统与美国军方在内部危机时的矛盾问题；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在抗疫及平息社会动荡时期的各自权限问题；美国军队与国民警卫队及警察执法之间的行动权限划分问题；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方式与美国司法制度的“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在冲突问题——对未经审判的公民（嫌疑人）使用暴力，在法理上显然是违法的；违法的执法方式，为什么能长期存在？同时，美国法治所宣示的“公平正义”原则，与现实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之间的深刻冲突问题；美国国家意识所确立的历史文化的正义性，与政治正义及法律制度所必须体现的公平正义性之间的冲突问题。在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的雕像相继被黑人动荡潮推到之后，说明这个涉及美国文明根基的历史缺陷，已经被推上了追诉资本主义原罪的历史审判议程。
诸如这些曾经被遮掩得很好，而在社会动荡与瘟疫灾难中纷纷暴露出的根本性法治缺陷，即或是最为严密的国家应急体系，也是无法解决的。因此，美国的法律制度缺陷及法治系统缺陷，绝不是一个应急问题，而是一个深刻在文明再造的历史大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对美国的一般性主流评价，莫不以国家管理水平最高、科学技术最发达、医疗条件最优越、人民生活最富庶（美国生活方式）、社会福利保障最可靠、人均收入世界前列等等。总体上说，美国是早已经超越世界人民生活的基础水平，已经人人过上富豪日子的超级富庶发达国家。这些基本点，几乎每个国家的普遍评价都是认可的。可以说，世界各个角落都有美国生活崇拜者，都有一个“美国梦”。
可是，在这场瘟疫病毒突然来临的大半年，美国却重重地跌入了灾难泥沼。国家管理混乱失序，连焚尸员都被当做尸体活活焚烧死去；医疗科学技术捉襟见肘，抗疫物资很是缺乏，一度连医院医生护士的防护服及口罩都很紧张；标志社会福利保障水准的敬老院，竟在抗疫中中成为重灾区之一。而且，死于病毒的普通民众与黑人、老年人最多，丝毫看不见社会福利保障的全面性。若没有长时期的社会两极分化的弥散效应，局部民生危机带来的灾难效应，应该不会有如此普遍而深刻。美国经久不息的抗议浪潮中，如果没有民生危机长期酝酿的社会基础，应该也不会有由此之大的历史规模与社会深度。
从“急所大于大场”（围棋术语，必须应对的局部存亡比整个态势更重要）的意义看，美国必须首克服内部危机，而后方能言它。但是，美国又必须同时扩大霸权，这是资本主义文明不可改变的的本质需求。这样，就产生了克服内部危机（包括走出瘟疫灾难）与持续扩张霸权的强硬对外政策的深刻矛盾。两厢对立，又都不能舍弃。有了这样的基础性矛盾，国家焦虑与非理性躁动，就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政治必然。
依据国家文明的历史实践，美国走出内部危机的路径，原本是天宽地阔的。光明的正向的历史逻辑路径是——承认世界现实的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及俄罗斯携手合作，发展世界经济并缓和世界局势，并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道路上，探索未来合作共赢的具体方向。同时，集中力量在国内发动改革运动，克服自身危机，全力再造美国。惟其如此，才能达到“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历史目标。
历史的惰性，往往会毁灭一个时代。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诸多国家所以不能逃脱衰落灭亡的命运，其根本原因所在，都是不能摆脱历史传统的惰性，有了霸权便要永远在霸权道路上走下去，进而拒绝自身改革而走向衰落灭亡。
美国社会选择以诉诸分歧为主要性格特征与主要政策特征的特朗普为总统，标志着以美国为轴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缺乏深刻认知，而仅仅急于立即扭转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美国利益流失；由此而生的紧迫与焦虑，催生了非理性对抗的国家意识的躁动。
当代历史大格局的变化节点，是20世纪后期苏联帝国文明的解体。作为世界文明格局总平衡结构的另一方，苏联帝国的解体，使世界文明格局骤然失去了根基结构的平衡性；由此，西方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群，一时陷入了不知所以的历史胜利感的眩晕之中。也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群成为了世界唯一的霸权集团之后，反倒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丧失了方向感，出现了集体无意识状态。
依据人类文明发展的正向历史逻辑，引领世界合作向前，谋取共赢发展吗？不可能。这一道路与资本主义的无限逐利本质相违背。在资本主义的话语谱系中，从来没有双赢、多赢及共赢，而只有利益单向独占的独赢。可是，果真如同资本主义原罪战争那样，再狠狠地强力收割一茬世界韭菜？似乎也很难。世界杀人武器的发展，已经没有了普遍而巨大的历史性代差，热兵器基本上已经普及世界了，大割韭菜未免成本太高，可能会伤及自身。可是，没有划时代的巨大的垄断性利益，没能因苏联解体而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变成新型殖民地国家群，苏联帝国解体的利益空间榨取得远远不够，似乎又太便宜了这些汪洋恣肆的“弱肉”国家群。
虽然，美国群非常的不甘心。但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文明在不由分说的一阵狂欢之后，对新时代的来临，并没有出现国家文明层面的深入的大规模的研究与反思。在后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始终未能出现诸如十字军东征后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未能像那次一样做好了充分的理论与精神准备。也没有出现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国家理性，对战后未来世界格局的宏大思考。因此，由资本主义文明的美国群再度自觉发动世界秩序重构的全球化历史性壮举，非但没有来临，反倒是一步步地向二战之前的孤立主义退潮了。
显然，对冷战结束后有可能发生的深刻的世界变化，美国是缺乏精神准备，更缺乏思想准备的。可是医疗科学，既缺乏精神准备，又不能在后来自觉进入理性状态，为什么如此？
在苏联解体留下的世界不平衡结构中，美欧国家群茫然失措了至少30余年的时间。依据当代国家的发展节奏，30年有余的时间，足够一些国家由弱变强，并从而改变一个时代的国家关系结构了。在此期间，美国文明对当代世界深刻变化的研究，对世界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始终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不要忘记，当年还在二战中期，美国就表现出了未雨绸缪的远见，就已经开始相对有深度的研究日本文明与德国文明，以作为战后处置日本帝国与法西斯德国的政策基础，以及未来世界秩序的大规模重新构建。
若非这种有准备的对不同国家文明与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度研究，就没有战后立即开始的战犯审理，就没有对日本政治文明走向的基本选择，就没有对全世界殖民地问题的相对快速的处置速度，更没有快速创建世界国家共同组织——联合国的可能。当然，也就没有目下依然存在的当代世界的结构与秩序。尽管这一秩序所建构的国家关系，实际是那样的不公平，但仍然是和平时代一种可以维持理性竞争的世界框架秩序。客观地说，现实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在这种虽然不公平，但也毕竟不失为理性竞争的和平环境下基本完成的。
可惜，那样客观深入的国家与社会并行的历史反思性研究，始终没有在后冷战时期出现。以美国为轴心的西方国家群，依然在历史的惯性中，共同捆绑在“北约”旧战车的轮子上左冲右突，对世界国家关系中的新历史因素与潜在的深层变化，基本上没有认知。美欧国家群的思维方式与国家认知状态，始终停留在曾经的冷战对抗的惯性制约之中，没有任何跨时代的新思想与新精神。
从本质上看，这是资本主义文明认知能力的历史性衰退。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当一种文明形态已经丧失或正在丧失对所处时代的深刻认知能力时，这一文明形态就已经进入了黄昏时代，进入了非理性的衰落时代。
在30余年的后冷战时期，美国经过就事论事短促反应式的反恐战争，轻松地先后打了几场小战。从克林顿时期开始，美国社会似乎缓慢地开始觉察到了某种程度的历史别扭——世界有些不对劲了，美国的霸权行动似乎不如以前那样具有震撼效应了。之后，美欧发达国家群渐渐一致认定，这是中国经济赶上来的结果，是中国已经参与瓜分世界资源的结果。于是，“”出来了，对中国的种种封锁及制裁，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开始了。
在中国传统的神秘文化领域，“异数”是一个诉诸国家命运的历史哲学概念。其哲学内涵，就是事物结构中的非常态元素突然出现，是看似非逻辑而实则深合逻辑本质方向的元素突然出现。异数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历史逻辑将从最本质方面展开，从而最大限度的展现某事物最基本元素的本质要求。这一事物能够承受自我本质展开的巨大张力，则事物可能产生新的发展；若该事物不能承受自身最本质元素展开的巨大张力，则该事物崩溃亡灭。
美国国家文明的本质，是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活体本质，则是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为存在方式的资本家群体，这就是大概念的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阶级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由个体资本家组成的活性主体群。在科学技术与工商经济时代，资本家阶级通过自己创建的国家制度体系，将资本阶级牟取整体利益的结构性效能，最大限度地展现为社会实践中巨大的利益输送。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中，特大资本家阶层居于结构的轴心地位，是接受国家机器之利益输送的最重要群体——特大财团阶层。
任何文明形态，当它以常数或正向的历史逻辑展开时，其所选择的国家元首，都具有依据社会职能的素质需求，而超越自身基本元素范围的广泛性标准。就是说，资本主义文明对自己国家的总统，未必一定要资本家身份的人担任。在正常的历史条件下，总统一般总是由正常的出色的政治家担任的。美国在二战时期，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高峰时期，所以连续四届选择罗斯福担任总统，就是这种历史正向与社会常数的最充分表现。否则，美国不可能在二战期间站在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历史道义高度，与主战场的苏联结成同盟国，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战胜了法西斯势力。
特朗普执掌了美国总统权力，站上了世界历史舞台。这位总统以离开既往历史轨迹，并以诉诸分歧与激化矛盾为国家政策基本点的特异性，使美国对世界国家关系的认知及对美国内部状况的认知，达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极端化与偏执化。特朗普所全面展现的美国的非理性对抗的国家行为，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认知能力严重流失的现实体现。
历史本质的内在逻辑是：美国国家结构的本质元素群不满意了，隐秘的无形之手躁动不安了。它们需要能够忠实展开顶层资本意志的人物上台，全面实现丛林法则与异端剪灭法则开云网页，一举击跨有威胁的大国，一举将世界打回到资本独赢的殖民地时代去。
另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与答案，则已经在当下的美国反种族歧视浪潮的爆发中呈现出来。这就是，美国普通公民拥有的选票，为什么能够流向特朗普？美国社会的国民群体的选择，为什么能与大资本阶级的选择相重合？正是这一重合，使美国文明的本质结构层的意愿披上了制度选举的外衣，完成了特朗普的社会基础性。
根本上说，正是种族歧视现象的复杂性，使美国社会的蓝领阶层，也就是被许多人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美国白人公民、移民公民选择了特朗普，而且这个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一如本文第三节所述，由于黑人自身犯罪率构成的对白人公民的威胁，使这些白人公民与移民公民成为美国种族歧视理念的社会根基。假如没有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根基，诉诸社会分歧的特朗普，非理性的特朗普，就不会获得白人公民的普遍拥戴。
从国家学说的一般真理出发，我们应当明白的是，当一个人物走上国家元首的位置之时，将他面对的任何一种社会局部认定为他唯一的根基，都是有可能导致错误判断的。国家元首的形象根基，一定是努力展现其全面性的；而国家元首的真实根基，则是必须通过其实践行为而进行本质分析，才能显现的。政治人物显示于社会的选票来源，则一定是暂时的，流动的，局部的，可变的。但是，只要这一来源是可以光明正大展示的，则一定只是他名义上的社会花环。在美国政治已经严重的广场化、明星化、阴谋化的当代，选票的动荡性更是难以把控的。
可是，这次的历史实践却颇见历史的幽默。对于特朗普主导的非理性国家对抗行为，竟没有几个国家惶恐惊惧，世界也没有陷入一片大乱，也没有多少认真批驳的声音。中国也有了不同，开云网页不再反复发表那些外交官话，该做的事情反倒是一步不让了。世界国家群的普遍意向似乎非常明显——世界没有美国，也许会更好一些。
于是，美国政府大为尴尬。一番惊天动地的大折腾，连四处军演都没有停止，连可能恢复核武器实验都宣布了，其效果还是实在令人沮丧——“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特朗普呐喊，几乎成了谁也没笑的世界笑柄。
在瘟疫新病毒如铺天黑云覆盖世界的历史时刻，美国却与世界多方对抗处处僵持，使人类各个国家的合作抗疫遭受巨大阻力。仅仅是如此这般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类文明正义性的认知能力已经完全丧失了。依据人类文明历史的正向逻辑，开云网页只要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巨大的疫情就是一个足以改变美国的非理性国策，并同时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转折点。
历史事实是，美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而是一个已经严重丧失人类道义认知能力的非理性国家。这一历史现实，无情击碎了世界国家群合作发展的良知与希望。
我们必须注意到，人类在前国家时代，也就是原始社会时期的生存常态，是人口群落之间的非理性对抗。纷繁无以计数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等人群，都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相互争夺既定资源——土地财富与人口，战争与杀戮弥漫着全球人类居住的区域。如果整体生存秩序不加以改变，人类完全有可能在这种长期的、非理性的、无规则的争夺中同归于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渐渐成长的世界各个民族，才不约而同地先后创造了自己的国家，以国家形式的强力结构为历史平台，开始了人类理性竞争的历史。
国家时代的理性竞争，有两层最基本的内涵。首先，以国家为生存界定范围，国民在一国之内以法律为依据，展开有序竞争；其次，在地球范围内，各个民族以国家为平台，以自然形成的传统交往规范或国家相互约定为依据，展开国家之间的理性竞争。当然，其中也包括大量而普遍的民间自发的贸易流通与人口的流动融合。
理性竞争的历史内涵，是各个民族与各个国家共同认可的那些最基本价值观，及最基本的利益与财产交换法则（等价交换原则），自觉尊重他国法律的政治原则等等。在这样的基础上，无论是个体竞争，抑或是国家竞争，都是勤劳智慧的竞争，都是个体与群体创造力的竞争。世界国家群之间的贸易活动，所以能跨越时代而长期存在，就是以理性竞争的长期存在为基础的。
在理性竞争时代，强盗国家或强盗团体，是短暂的逆流现象，是不为世界文明国家所认可的。虽然，理性竞争也有残酷的一面，更有战争的一面。但无论如何，都是在某种共同价值观与某种共同精神的旗帜下，在正向价值观的轴心作用下，以文明上升的历史正向逻辑向前发展的。中国的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西方的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都是世界文明历史上著名的理性竞争大时代。
但是，国家时代又是具有极度复杂性的人类历史大时代。它不仅仅拥有理性竞争的辉煌时期，也曾经有过回流式的黑暗时代——非理性对抗时代。这种时期，会因为特定轴心势力以偏狭邪恶的价值观恶意发动冲突与战争，世界国家群会突兀生出一种不自觉的恶性的连锁下滑，几乎类似于因宇宙黑洞的疯狂牵引力而群体性卷入。由此，人类文明陷入非理性的严酷混乱的对抗之中，陷入长时期的战争杀戮的历史泥沼。
宗教的本质，是人类特定群体对某种世界认知的绝对化——相信某种教义认知具有超越时空发展的永恒真理性，从而不问所以的至死追随。自从人类产生了宗教团体而又为国家所容纳，宗教在国家时代就成为一种特异的绝对化的精神存在，对国家时代的人类文明所起的作用，也具有善恶难分的复杂性。最大的恶性作用，就是一旦某些特定国家群出现了极为偏执的极端化宗教精神，将一切教外信仰都看做应该诛灭的“异端”；若恰恰这一特定国家群又将这一偏执宗教奉为国教——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所有国民信奉的宗教——因之奉行“异端诛灭”的国家政策，执意要消灭一切“异端”国家。
当此前兆时期，偏执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非理性国家行为，疯狂地对其余国家发动异教灭绝战争，以残酷的战争杀戮进行种族灭绝行动，进而将世界国家群拖进非战争无以生存的非理性对抗境地。
当世界国家群的力量对比结构突然被打破平衡，特定地域国家的生产力出现历史性突破，从而出现一个或一批超级强大的国家，其军事实力对世界国家群突然有了时代性差距的巨大优势。当此之时，这些具有时代差距优势的国家意识，再若以极端宗教的剪除异端理念为国家认知基础，其霸权欲望必将被强烈激发起来，迅速地畸形突变为疯狂的非理性国家行为——向全世界发动战争，将全世界人口变为自己的奴隶，将全世界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上述两种历史预兆，都曾经变成了残酷的历史实践。前者，是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势力在欧洲膨胀的极端化偏执化时期，所激发的世界性宗教战争——历史200年左右的以“十字军东征”为核心风暴的世界各文明形态的非理性对抗开云网页。
后者，是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发生后，紧接着发生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探险家”们“发现”的大量的辽阔的有原住民居住但却没有创造出国家平台的地区，统统认定为“无主”土地；对非洲的半原始社会形态的软弱，认定为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的源头；对亚洲这种处于古典文明暮色的落后国家，则认定为可以征服的殖民地地区。
总体说，在这种独霸世界利益的极端化认知中，这一时期酝酿产生了100历时余年的邪恶的资本主义原罪战争——对全世界展开的殖民主义战争。这种非理性的不对称的战争，将当时尚未进入热兵器时代的所有非资本主义国家群，全部拖进了“救亡图存”的非理性对抗的黑暗时代。当时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群，占世界国家的绝大部分。
在第二次非理性对抗——资本主义原罪战争时期，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沦陷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据一则不完全统计的资料显示，这样的殖民地区与殖民地国家，曾经有2092个。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遍布全球，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可见其残酷之下的罪恶煊赫。直到当代社会，这些强盗国家的罪恶痕迹，还遍及世界斑斑可寻。
就历史实践而言，非理性对抗，是人类文明价值观最为混乱失序的历史时期，是最为黑暗的强盗逻辑为主流的历史时期。世界国家群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只能被迫放弃理性竞争的国家关系原则，放弃一切和平生存的正向价值观，而被迫进入战争决定一切的对抗时期。
最基本的原因是，作为矛盾主导方面的主动国家——发动非理性对抗的偏执疯狂的国家群，首先主动抛弃了所有的正向价值观，只以荒诞杀戮的强盗征服逻辑，发动种种形式的战争。作为文明国家群，则只有浴血奋争，只有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强力对抗中争取生存权利。无论对抗一方的本质及立场如何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一旦陷入这样的非理性对抗的黑洞，就只有用对方听得懂的强力对抗方式，表达自己的国家意志，浴血奋战抗争到底。此时的世界文明，已经沦落为“战争胜败决定一切”的底线状态，任何正义的诉求，都得等到你先胜利了再说；无论如何，对抗的当时没有讲理的地方。
在世界文明发展到古典国家文明的晚期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本来是人类世界的福音——人类文明有了新的火车头，当然应该有跨越时代的新发展。显然，这是历史的正向逻辑。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立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正向逻辑的历史声音，是资本主义土壤的文明良知。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罪恶，主张发动劳动阶级革命，主张建立全世界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社会。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文明，若能如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反思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罪恶那样，同样深刻地反思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非理性罪恶基因，从而改弦更张，走上一条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建设性道路，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则功莫大焉。
历史的悲剧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底色，不是人类融合发展并承认文明多元化存在合理性的良性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是资本群落的社会实体——一个由资本家群聚结成的资本家阶级的活体利益攫取链。资本的无限逐利本质，决定了资本家阶级的无限度攫取利益的本质；按照它们的意志所创造的国家，是它们单向度向世界进行无休止的利益攫取的历史平台；无成本的公开抢劫，成本极小而利益极大的殖民地战争，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王道。
资本，是为无限度谋取利益而生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视野里，世界的存在是简单化的——除了能够攫取的利益，其余所有一切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都是可以被牺牲的。共利共赢的事情，人人平等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是不符合上帝意志的。基于如此这般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决然宣布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公敌。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文明的极端趋利本质，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传统文明的两大基因——异端有罪与异端剪灭的教义价值观，是有深刻的暗合关系的。基督教认知世界的这两大绝对单向化理念，与资本阶级信奉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既可以互为表里，又可以互为根基，还可以为谋取利益产生一种独占杀戮的垄断性快感。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透析，资本主义文明所以继承了古欧洲黑暗中世纪教义的罪恶因子，其深层的逻辑关系便在这里。
以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黑暗本质为静态出发点，资本主义文明在崛起初期，就暴露出了非理性的偏执底色；其后将人类世界拖入非理性对抗的黑暗时代，几乎就是历史的必然，而绝不是个别统治者的个体决策。
400余年中，资本主义文明引导人类良性竞争的历史时段，是太少太少了。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的数十年，资本主义文明几乎都是在对世界国家群的残酷吸血中光鲜起来的。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群给世界文明的发展，在客观上也带来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及人类生存生活方式的一定提升。同时，就客观后果说，资本主义文明也在残酷的杀戮中催生出一批古典文明国家以满目疮痍的残破身躯，进入了现代国家形态——中国是其中典型。但是，那绝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自觉目标，而是历史道义原则及“历史报应”现象的历史逆反效应。就历史实践的整体而言，资本主义文明对世界文明正向发展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建设性。
资本主义文明最为深刻的破坏性在于，它反反复复地毁灭着人类自古典文明时期就努力培育且有蓬勃发展趋势的良性竞争的生存形态；它自觉地放弃了作为文明领先国家的人类文明责任，自觉放弃了对融合交流与共赢发展的历史诉求，而自觉地畸形地发展出一种诉诸各种分歧，又力图以暴力消灭一切分歧的国家理念；将人类国家形态的多元化存在，看做不可接受的“异端”现实；资本主义国家文明，只接受一种单一形态的社会存在——在一己霸权统治下的世界殖民地形态。
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偏执理念下，世界文明400余年以来的历史足迹，始终处于霸权帝国主宰世界国家群的模式之中。辽阔庞大的苏联帝国解体后，美欧资本主义世界一时狂欢庆贺，认定这次胜利是“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胜利，资本主义国家群将永久地统治世界。当此时期，以欧美为轴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群，已经丧失了国家文明应有的理性精神，在没有丝毫新精神与新思想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继续徜徉在唯我独尊的霸权道路上，自以为又可以回到殖民主义时代大割一茬世界韭菜了。
历史地看，美国与中国这一“竞争对手”关系的最终构成，是历史几经转折变形的结果，是中国这样一个从灭国绝境中走出来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回避的国家宿命，更是一种看似偶然的历史必然。
就总体框架说，自1783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到1841年参与对中国的战争，从而以国家名义进入中国——被允许与中国通商，中美关系充其量不到180年。对于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这是弹指一挥间的历史认知。但对于历史短暂的美国，则几乎构成其自立国以来一直如影随形的一个历史噩梦——一个神秘穷弱而偏偏总是导致美国屡屡失算无法把控的东方国家，一个难以预测而又无法灭之的永远横亘在美国心头的不愉快存在。
中国清末及中华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时期，因为美国自身尚未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狼，美国对中国的总体政策，及历史实践所体现的国家行为，是略微开明于其他列强国家的；其实际目标，是争取在中国拿到更多的殖民地利益。此间数十年，美国人与美国文明，在中国留下了较为开明良好的国家形象记忆。
1930年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强大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头狼，并成为世界同盟国抗击法西斯主义的支柱之一。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国策，是友好结盟并共同抗击世界法西斯轴心国。其时，美国的潜在实际目标，是将这个深具潜力的东方大弱国打造成美国的忠实盟国，使其成为战后美国在东方的坚实阵地。为此，美国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并基本一边倒的支持中国政府的内战政策。当时的美国，在中国普遍拥有良好的历史形象，国共两党曾经不止一次地接受美国主持的停战谈判。
中国迅速在内战中获得了最终胜利，基本上重新统一了中国。美国基于反对的西方国家立场，及偏狭的宗教精神，将中国新政权的成立，看做是中国加入了苏联阵营而成了美国的敌对国家；因此，认定是美国丢掉了中国这个最大的东方阵地。为此，美国非常懊恼，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以“是谁丢掉了中国——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为题的大规模，系统公布了近代史以来所有的对华关系文件，力图检讨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以致竟然没有把控好如此孱弱古老的一个大国而使其脱离掌控。
显然，1949年之前，美国是将中国看做整个西方势力范围的一环，且越来越成为美国独家控制的忠实盟邦；美国的全球布局，是力图使中国成为世界产主义的东方堡垒，也成为美国霸权最大的海外利益输送地。这一长期谋划突然破碎，美国的失落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的序言最后发出埋定时炸弹式的历史预判，大意是说，拥有3000年文明的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来自北方的威胁，相信中国人民在未来的民族主义对抗中，能够找到振兴中国文明的历史道路。
朝鲜战争以严酷的正规战争方式，完成了中美关系历史转折的实际内涵。由此，美国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敌意与仇恨。美国政府完全没有预测到，站立在废墟上的新中国竟能坚定出兵朝鲜，以美国人完全不熟悉的战争精神与战争智慧，凭借着落后的装备将美国硬生生打回到三八线以南。这次大规模战争的“未能获胜”，对美国的国家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当代军事历史学家贝文·亚历山大写了一部《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的大书，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第63章的标题是“朝鲜战争的长期阴影”，其中如是说：
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其实，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然而，由于美国领导人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所以针对中国还是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带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的发展。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人民整体上接受了这一看法。……但是，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着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情感因为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
战胜曾经打败过美国的敌人，当时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的确，从朝鲜战争的挫折中产生的敌意，已使美国领导人对人民共和国的怒火骤升为一种血海般的深仇，其中的狂热、固执与非理性，完全同实际危险不相一致，也跟它和其他任何国家之间的争执截然不同……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远比对克里姆林宫的要深得多[ 见美国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573—574页]。
1972年，美国基于对抗苏联帝国的迫切需求，策略性的与中国结束了冰冻时期，此后又正式建交。直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两国基本上是有所戒备的和平相处，经济往来逐渐全面恢复。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到1989年的10年，是中美关系相对融洽而被人称为“蜜月期”的短暂时光。之后，美国以人权道义为名义支持中国的，对中国重新回归经济壁垒状态，力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坚持更大程度的改革开放，从1992年开始，中国坚持对美国保持了“斗而不破”的原则，在美国的遏制政策下，既正视分歧又坚持合作。
从克林顿任期开始，美国提出了“”，对中美关系的长期状态，做出了某种历史性质的定位。奥巴马时期，继续了这一美国意识，并提出“重返亚太”的美国战略，进一步认定中国是美国发展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这一时期的美国，尚未丧失最后的国家理性，至少还没有进入偏执的非理性状态。如此，中美关系在既有经济依存又有国家安全分歧的摩擦状态下，颇为艰难地前进，直到世界瘟疫突然到来。
回顾180余年的中美关系历史，中国方面的历史主题，始终是救亡图存之后的求稳定求发展，自觉地对美国保持了努力争取双赢的合作国策。美国的历史主题，则是不断攀升世界霸权的全面度，不断清除霸权障碍国家的进攻性历史脚步。其中，对中国更是步步紧逼，力图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很清楚，中美关系的长期主导性矛盾方面，是力主独赢的美国；非主要矛盾方面，则是主张双赢多赢的中国。
美国日益鲜明的国家焦虑，与其说是对中国持续成长的国家力量的忧心，毋宁说是对这个拥有深厚文明且五千年不灭的古老大国的无法预测性与难以把控性的日益强烈的深层恐惧感。100余年来，美国与欧洲国家，没有一次能够准确预测中国的历史脚步，没有一次能够以在其他国家屡试不爽的种种手段搞乱中国。硬性强撼不能，和平演变不能，军事围堵不能，不能，经济遏制不能，贸易战不能，挑动分裂势力也不能；分明早已经将中国确定为对手了，却硬生生无处下口。此等难堪，在美国的霸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近年来，美国国家意识越来越重视对中国的深层分析，并相继得出了若干不同于以往的结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结论，是对中国执政党——中国的认知。此前，美国国家意识的主流，是将与中国的不同，看成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认定中国为“红色中国”。近年，美国的高层认知发生了变化，认为中国“不再是向世界输出的政党，而变化为力图复兴中国文明的（民族主义）政党。”这一认知的逻辑潜台词是，中国执政党立足于本民族国家文明的复兴，已经将的威胁变成了实际上的多民族大国家的威胁；这一变化，将是美国更为长远的实际威胁；为此，美国将不再理睬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差别，而是与中国这个国家之间的全面的非理性对抗，直到这个辽阔的统一文明大国不复存在。
对东方文明的戒惧，是美国的历史心结。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甚至连朝鲜半岛两个中小国家在内，都是美国即或在霸权高峰时期也难以轻松挥洒的地区。作为东方最主要的独立文明大国，中国更是美国实现世界殖民地化的实际硬桩。因为，中国文明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世界霸权覆灭的历史见证者；中国文明已经存在了5000余年，从未被任何历史风浪击垮，从来不曾被任何霸权灭国；相反，中国总是任何时代的霸权集团的最后掘墓人之一。
而今，面临非理性对抗时代的来临，中国一定会上下同欲纵横捭阖奋起抗争，绝然不会引颈就戮。诚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底气雄厚的精彩回答，假如美国硬要把中国逼成对手，那么中国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对手。对此，美国应该也是有所认知的。于是，辄逢中国崛起在即，美国终于不能忍受了，终于丧失了国家理性，无论如何都要剔除这个令美国长期寝食难安的世界最大也最难把控的霸权障碍。
首先，美国绝不会走中世纪老式战争的正面灭国道路，那样对付中国，是一条双方血流成海而效果无几，甚或会直接导致自家首先被灭的道路。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的美国，绝不会正面作战。
其次，美国也不会走新殖民战争的道路，像打进伊拉克，推翻并更换其政权，而后驻军，使其成为向自己无条件输送巨大利益的拥有独立名号的新型殖民地。那样，对中国也不合适。因为，中国是一个战争民族，其深邃的战争智慧与强韧的战争精神，足以使任何敌人难以踏上中国的国土，更不说轻松更换中国政权。
这条道路，就是强力肢解中国。其具体的实现路径是，以有限战争或全面战争为先导条件，以庞大的间谍渗透活动为基础方式，以经济封锁及周边国家为辅攻手段，使中国在多线战争与多线冲突中陷入全面的动荡混乱，从而诱发并大力扶植各种分裂因素，使中国陷入内战危局；最终目标，是使中国肢解分裂为七八个或更多的独立中小国家，使拥有强大统一文明的中国，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此，中国地区充其量只能在美国赐予的“中华文明圈”的光环下苟且生存，成为向美国输送利益的最新型的辽阔的殖民地区域。
这样的道路，美国只需充分彰显全面战争态势，而无须付出惨重的实际代价，就能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老大难威胁。显然，这是美国的大战略筹划，也是精算的最理想路径。
依据历史实践提供的经验教训，美国要真正消灭中国威胁，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其余任何方式，都不足以使中国轰然解体并永远消逝。可是，当年日本也曾尝试过如此方式，一开始就在华北搜罗大批汉奸，成立了不知多少个自治政府，加上伪满洲国，再加上汪精卫汉奸政权及各地汉奸政府，其力量声势已达数百万汉奸军队……可是，还是失败了。作为精算对手的美国，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段历史。那么，为什么美国还要走如此一条道路？因为，美国的战略认知是，这是促使中国这样的统一大国在内外夹击中解体的最有成效的历史路径；日本不行，未必美国就不行；因为，美国拥有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具有以核、生、化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有从外部发动高强度有限战争或高强度全面战争的能力；在此条件下，对中国所产生的震撼性威慑及内部动荡，将远远超出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效应。
更何况，这是将全世界收入囊中的历史红利，美国霸权集团何能保持理性？从现实大局看，美国的特朗普们正在快速丧失理性，之后必然将更加丧失理性；不管特朗普连任——这一可能性极大，还是更老迈的的拜登上台，对于已经确立了非理性对抗的国家意识的霸权帝国，绝不会搁置一次彻底解决历史大结的“窗口时期”。他们认定这是上帝的意志，当然一定会疯狂地走到最终点。
历史地看，非理性对抗时代的来临，既是世界文明的危机，也是世界文明的希望。对于中国，更是如此，既是中国文明的危机，更是中国文明实现千年复兴的历史希望。一般的社会意识会简单认定，历史希望的内涵很清楚，可历史危机的内涵似乎并没有如何鲜明的感知，毕竟，如此大一个中国，灭之何其难也。
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不了解西方文明偏狭性的中国人，霸权国家的逻辑是很难理解的一种遥远的偏执存在——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疯子国家？尝闻无数善良的朋友谈及中美关系，几乎大部分人都是呵呵一笑，中美经济依存度那么高，怎么能打仗，不会不会。另一些人则说，现代国家不可能开战，各家武器有数，算算谁发达，就胜负已经摆明，还打什么？
相比之下，美国的公民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却都已经将中国看做了敌对国家，上层更是两党统一认知——明确中国是最大的战略对手。这一巨大的社会认知差别，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战争精神的社会土壤，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流失，已经出现了“忘战必危”的精神危机。
对即将来临的历史危机的认知程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兴亡关头最重要的精神根基。即或号称战斗民族的苏联帝国，在缺乏危机意识的大势下，也是战争开局一溃千里。中国的抗日战争，假如是全民族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就根本不会在正式抗日战争之前就先行丢失了整个东北地区。历史如此，对于战争的强度、烈度、速度、立体化、全面性都大大提高的当代战争，打十数年持久战的可能性很小；往往是开局的高强度战争的态势，就决定了其后战争的命运。
惟其如此，是否做好了战争准备而能坚实迎接战争的第一冲击波，就成为决定性的历史环节。所以，对于历史悠久的一个文明大国，不患危机来临，唯患对危机来临毫无感知。只要中国社会最大限度的做到了国家层面的战争精神准备，全民族都确立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高度自觉；当战争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出现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大崩溃局面。更重要得是，没有初期的社会动荡，所有的分裂势力就不会有哪怕暂时独立的窗口期。一俟我们国家度过最开始容易出现的社会震荡时期，我们这个民族群的战争精神与战争智慧就会完全的灿烂爆发，任何敌人都不是我们的生存威胁。
我相对通透的研究了各个时代重要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初期应对效应的后果。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只要克服了宋代政权的“文富弱”形态所导致的战争意志大流失，只要克服了中华民国对日战争时期的初期惊慌与不抵抗主义，之后基本上不用担心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因为，依据历史实践，在中华民族精神奋发的统一时代，没有任何敌人足以吞掉我们，甚或根本不可能给我们带来颠覆性的威胁。
中国民族群将在这样一个栉风沐雨的非理性对抗时代，迎来我们渴盼已久的伟大复兴。这一时代，既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危机，也蕴含着巨大的历史希望。我们将张开双臂，拥抱这个时代的怒潮风雨，那将是中华民族在近200年衰微之后的文明重建，是中国文明的涅槃重生——投入烈火，再造自身的伟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