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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云网页开云网页Jeff Hawkins原本是PDA厂商利用时间信息的学习系统HTM(hierarchical temporal memory)，目前正在进行技术验证。JeffHawkins强调说：“HTM的算法现在还处于研究阶段，还将不断地变化，进入电路实现阶段的时期尚早。但是，HTM和大脑新皮质都是并行工作。这种并行处理的应用软件最适于在多内核的环境中工作，并且能点的CMOS传感器，已拥有实际成果的可植入视觉障碍患者眼球内的CMOS传感器，以实现可视化的人类生活规律为目标的系统，可测定细菌种类的传感器，可测定不明分子种类的超小型核磁共振(NMR)设备等。”

　　“今后芯片的一个发展方向，可能会是用于实现直观用户界面的传Palm公司及Handspring公司的创始人，但他现在却在只有15名职员的Numenta公司里研究如何能将人脑的智能结构有效地应用于电脑中。他于2004年在美国出版了其著作“On Intelligence”(中文版译名：人工智能的未来)，成为使人脑的智能研究再次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参考人脑新皮质的分层结构，提出了可充分利用数量众多的晶体管。”

　　在被称为“半导体奥运会”的ISSCC上，从事智能研究的Hawkins登台演讲的事实表明，半导体的开发正迎来一个转折点：半导体器件的应用不再仅限于传统的电脑及数字家电产品中，一些在全新应用中使用半导体器件的论文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比如，能检测出人的注视感器。苹果公司的问世导致人们更加关注用户界面，今后将会有更多的设计方案致力于获得以前没有被利用到的信号及信息。

　　本文将聚焦于涉及半导体发展新方向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九个话题，介绍其主要内容及对未来的影响。

　　英特尔公司制作的几百mW的x86处理器立足于SoC，重复利用基于单元的设计

　　英特尔公司的低功耗x86处理器Silverthorne(开发代码名称)是面向重量为300g～1kg的UMPC(超级移动PC)以及MID(移动互联网设备)而推出的。其平均功耗为几百mW，热设计功耗小于2W，和以前面向PC的x86处理器相比，功耗得到了大幅降低。在电源电压为+1.0V的情况下，最大工作频率是2GHz，其晶体管总数是4700万个。

　　Silverthorne采用45nm CMOS工艺制造。晶体管的栅极绝缘膜采用高k材料，栅电极采用金属栅，从而削减了栅极漏电流。而且，处理器采用了被称为C6的功耗管理模式，进一步降低了功耗。在使用C6模式时，不仅是内核的内部时钟会停止工作，而且也会关断对PLL和1级/2级高速缓存等的供电。

　　Silverthome的低功耗技术颇为引人注目，而且，从其电路结构中可以看出，其布局已经考虑到了今后多内核和SoC的应用以及CPU内核的重复利用。

　　Silverthome的最大特点是芯片为长方形，而大部分处理器芯片通常为正方形。英特尔公司Silverthorne的设计工程师Gianfranco Gerosa表示：“将芯片制作成长方形的原因是为了便于今后实现多内核。”当PC处理器要与最新的GPU集成在单芯片上时，这样的长方形也是很有效的。这种长方形不仅适用于PC的独立处理器，对于面向家电产品的CPU内核也同样适用。

　　Silverthorne的另一个特点是，为了缩短处理器的设计周期以尽快投入市场，这款处理器中广泛利用了在ASIC中频繁使用的设计方法――基于单元的设计。在处理器内的205个功能单元块(FuB，functional unit block)中，有相当于91％的187个FUB应用了基于单元的设计方法。和ASIC一样，在这些基于单元设计的FUB中，有50％的功能单元块是根据RTL描述进行逻辑综合得到的电路。

　　一般来说，在处理器的设计中，ALU(算术逻辑单元)等要求高速或低功耗的电路块大多采用全定制设计，就是由设计工程师通过手工作业依照要求确定晶体管的尺寸及版图设计。但是，在这款Silverthorne中采用全定制设计的部分只占全部FUB中的9％，即只包括2级高速缓存、PLL电路及输入，输出电路。Gerosa解释说：“为了尽量缩短设计周期，我们选择了这样的方法。虽然是处理器产品，但如果不能及时投入市场，那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Gerosa表示，为了缩短设计周期，Silverthorne也采用了并行设计方法，同时并行地推进逻辑设计和版图设计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在各个功能块大致的电路设计信息的基础上，并行开展了版图设计。

　　韩国延世大学开发出能检测出人眼注视点的CMOS传感器，它可以拍摄人眼附近的图像，并在芯片上进行图像识别处理，以确定用户正在注视哪个位置。

　　通常，这一类图像识别处理往往是在读出来自CMOS传感器并经过AD转换的图像数据之后，利用软件在传感器外部实现的。但此次的新技术则是在CMOS传感器上集成了对瞳孔位置进行计算处理的硬件，就是连接了附近像素的局部并行模拟运算电路。因为采用的是模拟处理，因此其应用仅限于检测出人眼的注视点。但是，通过该技术，单独使用CMOS传感器就可以进行图像识别处理，而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外置PC和图像识别处理器等。

　　如果进一步发挥利用单芯片检测用户视线的特点，该技术就可以有效应用于检测汽车司机的注视点等用途上。另外，还可以在机器人和游戏机以及HMD(头盔显示系统)等各种数字设备中集成识别用户视线的功能。这样一来，就能够体察用户的意图并实现更加直观的用户界面。对于在用户界面中应用视线识别技术的研究一直都非常流行，这项单独使用传感器而无需外置元器件就能实现此类处理的技术，将有可能大幅度降低成本。这款传感器在使用+3，3V电源电压工作时的功耗是100mW。

　　这款传感器的另一个特点是速度极高，原理上最高识别速度可达到5000S／s。这一特性对于要求延迟时间短而实时性高的游戏或者用户界面非常有用。延世大学的KimDongsoo表示，在以前使用CMOS传 感器和图像识别处理器相结合的方式中，由于受限于CMOS传感器中ADC的带宽以及图像识别处理器的处理性能等，因此识别速度一直停留在60S/s左右。但是，这款CMOS传感器是利用模拟电路进行图像识别处理的，因此从原理上说没有上述限制。

　　不过，上述5000S/s的数值是只考虑每帧200μs的识别处理时间时的速度，并没有包含曝光时间。这款传感器的照明光源设定为红外线gs，因此其有效速度应在1500S/s以下。KimDongsoo解释说：“曝光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照明条件。如果照明光源比较暗，速度也会变慢。”

　　这款传感器还增加了提高测量精度的结构。在识别瞳孔的位置时，照明光在瞳孔的角膜上反射后再映射到图像中的这一现象是导致误差的主要原因。对于这种误差，反复进行在图像识别领域中普通的膨胀／收缩处理可予以去除。中的n表示膨胀／收缩处理的重复次数。把附近像素的输出连接到几个相关像素中的晶体管浮栅上，换算成电流值，再将其连接到光电二极管的阴极侧。另外，膨胀／收缩处理就是从附近的8个像素中选择最大或最小亮度时进行的滤波器运算。图3b中的WTA(winner takes a11)电路用于检测出每一列，行的最大值。

　　德国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IMS发表的是供人造眼(也称人造视网膜或人造视觉)使用的CMOS传感器，可以埋入人类眼球的视网膜内，该技术已经应用于某些患者，并使其恢复了部分视力。

　　2006年，德国Ttibingen眼科医院大学的眼科医生Eberhart Zrenner为了让7位因患视网膜色素变性而导致视觉障碍的患者恢复视力，曾经把这款CMOS传感器芯片植入他们的视网膜下面。当他通过外科手术把这款3mm2、1450像素的CMOS传感器植入患者的视网膜下面之后，有3位患者部分地恢复了视觉。据介绍，这些芯片在大约5个星期以后摘除，没有发现它对视网膜造成任何损伤。

　　用于恢复视觉的人造眼通常会将传感器所拍摄的图像传递给人体的神经系统，其中采用的传递方式各有不同。这款新型传感器采用了被称为“视网膜下(subretinal)”的方式，它是利用电极刺激视网膜下面的神经节细胞，并取代视细胞层(椎体细胞及杆体细胞)的功能。此外，还有刺激视网膜细胞表面的“视网膜上(epiretinal)”方式，以及直接利用电极刺激大脑视觉区域的“大脑刺激”方式等。由于视网膜下的方式在植入时损伤视网膜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其被认为是用作人造眼的最佳方式。

　　但是，为了能将传感器植入视网膜下边的狭窄区域里，传感器就必须很薄。此次发表的芯片在制成以后首先进行图像读出测试，然后使用芯片切割机切下用于测试的电路，只取出传感器部分。再将其厚度减薄到50μm，并安装在用于供电的带状柔性印制板上。芯片表面设置有用于刺激神经节细胞的TiN电极。为了不损伤神经节细胞，电刺激被规定为10μA～100μA，脉冲间隔500μS，脉冲频率20Hz，幅度小于+2V。据介绍，利用3mm2的传感器至少能实现12度的视角。传感器的平均功耗大约是5mW。

　　在IMS CHIPS发表演讲以后，德国Retina Implant公司和德国乌尔姆大学等了上述人体植入型CMOS传感器的第2代产品。RetinaImplant公司和IMS CHIPS是协作关系，并且也参与了上述传感器的设计工作。

　　虽然第2代传感器还没有进行实际应用，但其对上一代产品进行了若干改进。首先，芯片上的电极去除了一切直流分量。对于视网膜的电刺激也从以前的直流+2V改为交流2V，电源也从以前的直流+3V改为交流2V开云网页。这样一来，在传感器周围的细胞中将难以引发化学反应。用于向传感器供电的带状物体采用了由聚酰胺制成的柔性印制板，并从眼球内的传感器通过人体内部连接到耳朵附近的电源盒上。第1代产品是在人体外部使用接触型电源供电，但第2代产品则支持无线供电。

　　基于新原理的CMOS片上温度传感器利用硅的热扩散率测量温度，误差大幅提高为±0.5摄氏度

　　荷兰德尔夫特科技大学开发出可集成在芯片上的新型CMOS片上温度传感器。以前，用于测量处理器工作温度等的片上温度传感器主要是带隙型产品，但这款新型传感器的测量原理和以前的全然不同。具体来说，新产品的温度测量是利用芯片衬底硅中的热扩散率实现的，热扩散率是与温度相关的函数。

　　随着制造工艺的发展，工艺变异性的问题越发严重，而硅的热扩散率不会受到制造工艺变异性的影响。因此，可以很容易地实现批次偏差很小的片上温度传感器，并具有取代传统片上温度传感器的可能性。这款新型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是-55℃～+125℃，功耗约为5mW。

　　新型传感器的测量原理主要在于，利用脉冲驱动传感器中加热器的相位差来检测热扩散率。在这所大学以前的研究中，检测时主要利用和1/T(T：温度)成正比的传感器的输出频率，该变化是非线性的。但是，利用一定的频率驱动传感器里的加热器，并在距离一定的位置上进行测量时得到的相位差，是和T成正比，且大体上呈线性变化。

　　传感器采用被称为ETF(电热滤波器)的结构。首先，在传感器中央设置由电阻构成的加热器，并在其周围配置8个阵列状排列的热电偶。8个热电偶以串联方式连接，并在其两端输出8个热电偶中因来自加热器的热量而发生的电位差的总和。当使用一定的频率脉冲驱动加热器时，根据加热器与位于周围的热电偶产生的电位(V)之间的相位差，以及加热器和热电偶之间的距离(S)就可以求出温度。

　　另外，为了由相位差计算出温度，就有必要精确保持加热器和热电偶之间的距离精度。不过，据德尔夫特科技大学的casparvanVroonhoven表示：“这款传感器的奥妙就在于，利用光刻技术很容易地确保了水平方向的精度。”

　　通过ETF得到的相位差，再通过采样率为2.67kSPS的相位域型∑ADC进行数字化。在加热器功率为1mW的情况下，ETF的输出幅度很小，只有几百μV，所以要先用前置放大器进行放大，再使用相位比较器转换为电压信号，然后用40pF的片上电容器进行积分。ETF的驱动频率是85kHz，由 外部的石英振荡器进行驱动。由于这款温度传感器利用的是相位差，石英振荡器的频率精度±100ppm就可以直接支持温度传感器的最小分辨率±0.05℃。同时制造16个传感器时的性能不一致性(30)为±0.5℃，这一数值和已经完成校准的双极晶体管传感器相当。

　　日立制造所开发的可穿戴式系统“Life Thermoscope”可以连续3年随时测量人体周围的环境温度。其目标是实现通常难以了解的人的生活规律的可视化。

　　承担Life Thermoscope主要功能的超小型模块叫做LT模块，其体积只有30cm3。在LT模块中，除了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人体的环境温度)、处理器(对于检测数据进行压缩等)和RF芯片(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向外部发送检测数据的功能等)以外，还集成有锂离子电池、液晶显示器(分辨率为128×64)、扬声器，以及3按键用户界面等。LT模块的外形尺寸很小，只有55mm×90mm×6mm，可以装入手表等设备内随身携带。

　　Life Thermoscope可以约20秒一次的测量周期持续地测量人体周围的环境温度，电池寿命约为3年。日立制造所表示，选择这种测量人体周围环境温度的方式，是因为人的行为大部分是结合环境温度的变化来考虑的。该公司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温度变化的规律，而不是环境温度本身的变化量。就是说，通过测量在短期内环境温度变化是否频繁，或者环境温度是否在比较长的时间内都保持一定数值等情况，来把握人的生活规律。”比如，人工作时去见上司或进入会议室时，环境温度都会发生变化。在公司职员里，有喜欢频繁移动的人，也有适合于停留在一个地方认真工作的人。

　　为了实现人生活规律的可视化，LT模块会对温度数据进行如下处理。首先，以大约5分钟作为一个时段，将每20秒测量一次的温度数据作为基础，去除低通滤波器带来的高频噪声等，并最终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规律(状态)。即：温度梯度在10分钟内发生变化的状态(T1)、温度梯度在30分钟内发生变化的状态(T2)、温度梯度在60分钟内发生变化的状态(T3)、温度梯度在60分钟以上没有发生变化的状态(T4)。然后，导出温度数据所符合的T1～T4中的一种状态。计算得到的数据通过无线分钟一次发送到跟服务器连通的基站。这个阶段的数据量是当初测量得到的温度数据量的1／3000。当数据量减少时，可缩短通过无线方式向基站发送数据的时间，从而降低功耗。

　　为了使这样导出的生活规律具有意义，系统引入了由温度的被测量者对自己的状态进行评分的方式，每日评分一次，满分是5分，评分的项目分为以下5种：Physical(身体状态)、Spiritual(精神状态)、Intellectual(智力)、Executive(执行力)、Social(人际关系)。

　　研究这些评分结果和上述的T1-T4温度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可以知道如何行动才能充实精神状态及身体状态。日立制造所谈到开发目标时表示：“我们认为该系统可以告诉大家，如何能够幸福地生活。”

　　哈佛大学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试制出全球最小的核磁共振(NMR)设备。该设备的体积为2500cm3，同已实现商品化的最小型NMR设备相比，体积缩小到约1140。新试制设备的长度仅27cm，重量2kg，只有以前产品的1/60，是便于移动的NMR设备。

　　NMR是位于静磁场里的原子核和特定频率的电磁波之间相互作用的现象。这一特定频率利用分子内因为原子环境而发生的变化等进行物质的分析。此次开发的NMR设备的工作原理如下。首先，把测量对象的试样放置于静磁场中，构成试样原子的原子核自旋全部会朝向施加磁场的方向。在这种状态下向试样发送特定频率的RF信号时，原子核的磁化将以静磁场方向为轴作前向运动。然后，当停止发送RF信号时，原子核会渐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测量其恢复到原来状态所需的时间(张弛时间：T2)，就可以知道试样定物质的含量(见图7b)。此次开发的NMR设备主要适用于检测不明分子。具体来说，其目标是检测人体内的病毒和细菌以及人体癌细胞产生的蛋白质等。利用半导体工艺实现小型化

　　哈佛大学等开发的NMR设备的体积能显著缩小的原因在于，其引入了以前几乎没有应用过的半导体集成技术。哈佛大学解释说：“以前的NMR设备全部都是由物理专业的工程师参与研发工作。而我们则将物理专业的知识和以半导体为中心的工程知识一起带进研究工作中，开发出NMR设备。”

　　作为这两种知识相结合的代表，此次的设备中利用CMOS工艺实现了RF收发器。在以前的NMR设备中，低噪声放大器(LNA)、可变增益放大器(VGA)和混频器以及数字脉冲发生器等各种电路采用的都是分立元器件。针对这一点，哈佛大学等利用CMOS工艺将这些电路全部集成在单芯片上。

　　引入半导体技术的优点不仅限于电路的集成化方面。由于采用了丰富的半导体噪声对策技术，因此，构成NMR设备的磁铁等成功地大幅度缩小了体积。哈佛大学等此次使用的磁铁的体积大约是以前的1/10。当采用小型磁铁时，NMR设备的读出信号值会变小，并且对噪声非常敏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开发团队对CMOS收发器接收单元中的电路进行了改进。将接收单元的信号布线改为差分结构，以减轻共态噪声的影响，并且改变了接收单元中LNA的晶体管结构，以提高对于印制板噪声的耐受性。

　　全球首个面向认知无线电的接收器可动态检测出UHF频段的空闲频带并应用于通信

　　美国乔治亚州科技学院和韩国三星电机公司等开发出面向认知无线电的接收器，可以动态地检测出空闲的频带，并在避免与其他的通信／广播服务干扰的同时，共享频带。

　　现在，认知无线电在美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技术。美国有望于2009年2月以前完成地面电视广播的数字化工作，并试图相应地引入认知无线电方式，在UHF频段实现无需授权的高速无线通信WRAN(无线区域网)。数字电视广播是分别为每个地区分配频道的，而且，在不同的地区都还有未经分配的没有利用的频道。这样的空闲频带，即所谓的白区，可供通信使用。

　　作为面向认知无线电的通信技术规范，IEEE委员会目前正在制定IEEE 802.22标准。预计通信频带宽度是6MHz左右，调制方式有望采 用OFDMA方式，并有可能成为接近WiMAX的物理层。据熟悉认知无线电发展动向的新泻大学助教佐佐木重信表示，此次该款芯片的这些单位在IEEE 802.22标准制定中，在决定物理层的技术规格时起到了主导作用。在标准公布之前就抢先发表面向IEEE 802.22标准的芯片，其目的可能是为了在标准竞争中掌握更大的主导权。

　　认知无线电中检测其他无线服务的频率利用状况的方式主要有3种，即利用匹配滤波器的方式，检测频谱功率的能量检测(Energy Detection)方式，以及利用循环平稳(cyclostationary)的方式。利用匹配滤波器的方式需要事先了解将要检测的无线服务的调制方式等相关知识，要检测出各种各样的无线服务是很困难的。能量检测方式可利用FFT得到频谱，但很难分辨出调制方式等。循环平稳方式会对每种调制方式及符号速度取特定的值，可以辨别出调制方式，但其缺点在于计算过程很复杂。

　　乔治亚州科技学院等提出了结合能量检测和循环平稳的方法，并将前者称为MRSS(多分辨率频谱感知，multi・resolution spectrumsensing)方式，将后者称为AAC(模拟自相关，analog auto-correlation)方式。这种组合方法分为两个阶段工作，先利用MRSS得到的频谱进行大致的检测，然后再利用AAC进行更详细的无线方式的判断。此次发表的芯片中只采用了结构简单的MRSS方式，采用0.18μmCMOS工艺制造，在采用+1.8V电压工作时功耗是180mW。

　　科研项目：四川省科技厅项目 项目编号：2011ZR0063 四川省卫生厅项目 项目编号：【100239】

　　2014年4月，中国肿瘤登记中心正式了2013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与2012年年报相比，2013年最新癌症的一大变化就是女性癌症发病率上升明显，子宫颈癌、子宫体癌、卵巢癌占据了恶性肿瘤发病率前十位 [1]，患者人群日益年轻化 [2]，妇科恶性肿瘤严重影响着妇女的心身健康和生活质量。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病情危重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并延长生命。但是，对一些不可治愈的恶性肿瘤晚期患者，临终前运用大量的医疗技术、仪器与药物，而治疗结果显然是徒劳无为的，不仅患者身体饱受病痛折磨，家人身心疲惫，经济负担加重，并消耗大量的医疗资源且多为优质资源。对于妇科肿瘤患者数量增多且年轻化的趋势，大多疾病发

　　现时已较晚，疾病进展到临终期与患者接受疾病的心理过程时间短，大多在半年内，当患者从治疗初期对治愈疾病的愿望，转变为延缓生命的愿望，到临终期求生愿望的程度大大下降时，但对医疗决择已无力表达，家属因情感或舆论原因，不愿或不能终止治疗，在当前医疗环境下，医务人员为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和可能的法律诉讼，难以拒绝家属的要求，提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3]。因此，应当在患者清醒并可接受癌症晚期事实条件下，由主管医生与患者及家属共同制定治疗方案：选择积极救治还是选择尊重生命自然过程的临终关怀，这既符合患者自愿的原则，也避免患者经受无尽痛苦折磨，并可有效避免过渡浪费医疗资源――符合有益无害的伦理原则。该如何提供选择方案及在何时提供，这对于伦理、道德和法律方面可进行讨论，在一定条件下，将为研究恶性肿瘤晚期患者的治疗方案、安乐死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与实施提供重要的依据。

　　1.1妇科恶性肿瘤临终患者的治疗进展与生存现状：据报道妇科恶性肿瘤居妇女全身肿瘤发病的首位，严重影响着妇女的心身健康和生活质量[4]。 躯体功能：疲乏、虚弱、无力，严重影响患者日常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失眠：常持续不断存在，经过休息与睡眠无法改善，同时，可伴有疼痛、恶心、呕吐、呼吸不畅、味觉与食欲下降、便秘等症状也是常见症状[5]，精神心理由紧长―否认―接受―怨恨-到失望和痛苦挣扎，极度影响生存质量。大部份患者在生死搏斗中，丧失了继续生存的希望与信心，少部份患者盼望出现奇迹能坚强与病魔斗争，可延续最低限度的无价值生存几天到数十天[6]。目前生存质量的概念逐渐渗透到妇科恶性肿瘤治疗的各方面，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应多考虑生存质量。由此，晚期患者放弃无意义治疗，加强临终关怀，是患者自身的需要，且符合有益的伦理原则，在患者确诊晚期肿瘤后，主治医师可择时机为患者提供临终期“临终关怀”的治疗方案。

　　生命是神圣的，尊重生命是因为生命权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也是最高权利，但生命神圣不是绝对的，在患者身患不治之症而痛不欲生、治而无望的情况下延长生命即延长了痛苦，因此，在患者本人及家属表达放弃治疗的意愿后，主管医生通过诊疗标准做出诊断，按规范的程序向医疗主管部门请示并通过讨论做出是否放弃治疗的决定，是尊重生命的行为，避免临终患者遭受不必要的痛苦，符合伦理学有益无害原则。

　　2014年4月，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提出“医疗城”计划（MedCity），期待把伦敦和英国东南部打造成世界的生命科学首都，并在此建设一个吸引创新与投资的“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生态系统。

　　2015年10月，主席访问帝国理工学院哈姆林中心时，带上3D眼镜与最新开发的医疗机器人进行互动，其中包括一个运用于外科手术的蛇形机器人i-Snake。i-Snake不仅具有图像感应导航功能，运动能力也非常强，是专为微创手术设计的。

　　哈姆林中心的科学家们在医疗机器人微型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已研制出小型手持智能医疗设备和人裸眼无法看到的超微医疗设备。哈姆林中心的科学家表示，“医疗机器人日趋小型化，能通过针头注射进体内，从而避免了任何手术切口。新型机器人还能沿着人体弯曲的结构，抵达目标区域。”

　　伦敦的顶级大学多年来致力于在医疗领域进行前沿性研究，无论是治疗方案还是医疗设备研发，都将记录在医学科技发展的历史中。

　　2014年10月，一位因脊髓损伤而导致瘫痪的病人，在接受细胞移植手术后，居然再次恢复行走能力。这一治疗是基于伦敦大学学院（UCL）神经病学研究所教授GeoffreyRaisman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希望在患者脊髓的受损部位上构建一座“桥梁”，让神经细胞能够再生，并覆盖疤痕组织。但什么是这座桥梁的适合材料呢？Geoffrey团队关注到负责嗅觉的神经细胞，因为该细胞是已知能再生的唯一细胞。他们在肢体瘫痪的大鼠身上进行的研究获得了成功。此次，Geoffrey带领团队，将鼻腔细胞移植入脊髓，使得该名患者在瘫痪将近两年后，逐渐呈现复苏迹象并开始重新行走。

　　Geoffrey教授说：“我们相信这种手术是重大突破，随着这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对于那些在当下感觉前景无望的脊髓损伤致残者来说，将导致历史性的转折。”

　　伦敦医疗城计划在成立之初，就获得伦敦市长办公室和英格兰高等教育资金协会412万英镑的成立资金。伦敦国王学院医疗科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开云网页、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该计划的合作伙伴。

　　伦敦医疗城的发展具有先天优势。这里有40多所大学，包括多所全球闻名的高等学府，每年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毕业生达到29600人。这里拥有多个生命科学领域的孵化器，例如伦敦生物科学创新中心、帝国创新孵化器；也拥有众多生命科学的早期投资基金，如AngelsinMedCity（天使在医疗城）、伦敦联合投资基金；这里还拥有享誉世界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WellcomTrust（英国维康信托基金会）、癌症研究所；此外，英国三大学术健康科学中心也在伦敦，包括帝国学院学术健康科学中心、国王学院健康合作伙伴，以及UCL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全球知名的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阿斯利康的总部也都在伦敦。

　　伦敦众多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和医疗保健中心是伦敦生命科学领域快速成长的保证，也是众多生命科学公司选择将伦敦作为其全球或地区业务核心的重要因素。医药生物技术公司和工业生物技术公司往往集中在伦敦市中心，而制药公司更多集中在伦敦四周的区域，其中伦敦西区较伦敦东区更为集中。

　　实现医疗资源分配公正必须确定合理的医疗资源分配限度，一个公正的医疗资源分配制度应该合理地使用资源，应该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实现医疗资源利用的效率最大化。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医疗资源利用确定限度，即使是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满足所有公民的医疗需求，因此医疗资源的分配必须确定限度。为了生命的健康,我们寻求医疗服务。但是在所有的社会服务里医疗服务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社会利益，为了公民生活得更好,政府必须在教育、公共交通、能源、国防、科研、文化等领域投资。另外，社会不仅满足不了所有的医疗需求，更无法满足所有的医疗偏好,在医疗服务方面的开支是以放弃其他更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为代价的，因为人类的财富的有限性，生命无价的判断是非常模糊的。社会面临选择,因此必须确定给予何种需要优先和何时资源用在别的领域更好，这种选择是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决定的。

　　我们在医疗资源分配中常常运用两种分配方法,一种是按照价格分配，就是在自由市场中谁有钱谁就享有医疗服务服务。只有在不健全的医疗市场中才会完全按照价格进行分配，在按照价格分配的医疗体制中，由需求者支付费用，谁有钱就给谁提供服务，只要有人支付费用，任何可能的手段都可以提供。这种分配是没有效率的，会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且社会因为没有能力付费而被排斥。另一种是按照成本效益分析分配，通过医疗服务措施付出成本和获得的效果进行比较,做出分配的决定。在成熟的医疗市场，人们选择成本效益分析的分配方法。成熟的医疗市场拥有完善的医疗保险,个人通过购买医疗保险，政府也通过购买医疗保险满足社会的需要。医疗保险实现人们风险共担，保险机构成为医疗市场中强有力的购买者，个人直接支付费用只占少数。“在任何一个现实的保险方案中，价格分配都仅仅扮演一个小角色。”任何医疗服务都需要控制成本,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效果最好的领域,通过成本效益分析确定分配的先后顺序。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就是运用成本效益分析制定医疗资源分配政策。无论是医疗资源通过市场决定享有权,还是政府主导的分配都需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决定取舍。

　　功利主义理论主张根据行为的后果判断行为的对错。“功利主义提出了一种基本的道德思考模式，主张从行为后果是否有助于增进幸福或增加快乐、避免不幸或减少痛苦，是否有助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判定行为的正当与否。”功利主义主张根据具体的境遇,具体地分析、比较可供选择的不同行为的后果。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决于行为产生的后果。行为的后果能够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幸福就是好的行为。成本效益分析就是通过经济学的计算力图保证医疗资源分配的效率最大化,契合了功利主义的思想。

　　世界各国发明了多种成本效益分析的尺度。这样尺度往往通过衡量生命质量的标准体现出来，生命质量的标准包括个体生命健康状况、治愈希望、预期寿命等。一些国家制定了衡量生命质量的评分尺度。着名的衡量尺度包括等价健康年、伤残调整生命年和质量调整生命年，如由英国国家临床研究所制定的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的评价尺度影响很大。质量调整生命年根据个体的健康状况评定分数，分出不同等级。身体完全健康的一年等于1个质量调整生命年，死亡等于0个调整生命年,失明等于0.5个质量调整生命年等等，如果挽救生命的结果是，病人在不健康状态下依赖定期医院血液透析活了10年，质量调整生命年的计算将这些年打折扣。如果透析年被判断与正常健康年相比值57%，那么10个透析年将打折至10x0.57个质量调整年。

　　许多国家通过各种成本效果分析方法确定界限，那些达到了这一限定标准的药物和医疗保健措施都会列人保险范围。英国的国家临床评价研究所根据这一原则认定每个质量调整生命年开支低于2万英镑的医疗保健措施由国家提供,并否定了每个质量调整生命年开支高于5万英镑的措施。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制定了相应的限额,这些限额在实际应用中并不精确,但国家如果坚持这个界限，那么医疗保险资金就会根据医疗技术的成本效果分析而上下浮动。美国俄勒冈州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决定了州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的范围。

　　由于功利主义理论是后果论，因此重视医疗的效果,将不伤害和行善原则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于个人医疗服务过程中不要伤害病人,追求最好的效果，对于社会在医疗资源分配中寻求尽可能多地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由于人们的医疗需求是无止境的，任何社会的医疗资源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医疗需求。医疗领域面临艰难的抉择，有时甚至决定谁生谁死有质量的照顾，有效果的治疗，有效率的管理保证个人医疗需要被满足,通过高质量的照顾同时对于病人无益的医疗资源使用最小化”[3]。医疗资源分配制度力图做到避免浪费、达到最好的效果。因此,医疗资源分配必须以功利主义为指导。在宏观医疗资源分配中要考虑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在具体医疗措施决定和施行中要对所获得的收益和花费的成本进行比较和评估，这些所需的花费和可能带来的利益不仅包括经济的因素也包括非经济的因素,在全面分析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基础上，通过对拟订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确定最终方案。

　　医学是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的事业，医学的发展伴随着人类对生命的认知的变化，不同的时代对于生命的认识是不同的。人类经历了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和生命价值论这几个递进的伦理观。

　　生命神圣论认为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理论在医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比较盛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医生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病人的生命,拯救原则在医学实践中起着主导作用。生命神圣论对于医疗保健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它主张人们应该尊重人的生命,爱护人的生命并保护它不受伤害，对病人应该一视同仁。正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所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姘媸怨亲善友，华夷愈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生命神圣论体现了人人平等的思想。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尊重人的生命是医学道德的永恒法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命神圣论的局限性显现出来，生命神圣论是人类早期对于疾病没有科学的认识，也没有科学的治疗方法，面对疾病人们素手无策,人们的寿命非常短暂，人能够活下来非常不容易,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只要有可能医生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抢救病人。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技术的进步,医疗服务会耗费所有的资源,成为无底洞，人类必须决定什么医疗技术该做什么不该做,作家史铁生长期患病,他对于这种困境体会得更深一方面，新的医疗手段和设备肯定是昂贵的，其发展的无止境意味着资金投人的无止境。另一方面，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如果人的生存权利平等，如果仅仅保持住心跳和呼吸也算生存，那么这种高科技、高资金的投人就更是无止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优先的社会财富，将越来越多地用于延长身患绝症者的痛苦，而对其他患者的治疗投人就难免捉襟见肘了。医学不再是一门救死扶伤的技术而是关于生命意义的技术。”不考虑成本，不惜代价挽救生命的结果就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本来能够获得救治的人没有得到救治。人们开始思考什么人该抢救的问题,于是生命质量论诞生了。

　　生命质量论的伦理观按照人的生命质量的高低决定医疗服务的先后。医疗资源要先满足生命有质量的人的医疗需求，这一理念与生命神圣论有根本区别。生命质量论为确定医疗资源分配的先后顺序提供了理论依据0但是，仅仅依靠生命质量分配医疗资源还是不够的，人的生命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生命质量高不一定生命价值大，有时一个人生命的质量很低但其价值却很大，有的人生命质量很高但其价值很小。例如在战争年代医生的价值比普通老百姓的价值大，因为医生可以用自己的医术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应该通过生命价值的评估进行医疗资源分配,把人当作社会生命而不是生物生命进行价删断。

　　对于生命价值的判断是现代医学目的的要求。人类过去认为医学目的就是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不应该按照病人的生命质量高低决定是否救治病人。传统的医学目的不接受死亡，医学就是与死亡作斗争，这样势必造成这样的结果，医疗成为社会唯一的利益,所有资源都用在医疗领域，这样是不现实的。因此美国学者丹尼尔?卡拉汉发起了一个以医学目的为题的国际研究项目，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参与了这项研究。该研究提出了四个现代医学目的: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疾苦;照料和治愈有病者，照料那些不能治愈者;避免早死和追求安详死亡。可见医学目的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生命价值论体现了医学目的，花费大量医疗资源挽救没有质量和价值的生命是不公正的，在道德上是得不到辩护的。成本效果分析是根据支出取得的效果对可供选择的医疗保健开支排列等级,与之相关的成本效益分析是直接验证某种医疗保健措施是否与支出相称的方法。在医学界，无论是宏观的分配还是微观的分配都要考虑到效果，不考虑效果的分配人们是不接受的，日美国有的州会花费50万美元挽救体重不足500克的早产婴儿的生命，这一做法受到人们的质疑，理由是如果把这笔钱用在病情较轻的病人身上，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生命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又不得不为生命定价，在涉及生命伤害赔偿时不得不为生命定价，例如美国911发生后,政府要确定遇害者家属的赔偿标准,政府将赔偿分为经济部分与非经济部分。由于在这次事件很多高级的人才遇难,经济部分的平均赔偿额达到160万美元，而非经济部分即生命的价值的赔偿仅25万美元。不仅美国政府为生命定价，世界各国政府都尝试为生命定价。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不得不根据救治的代价多少决定享有权。生命价值论的伦理观是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基础。

　　中华民族具有乐生恶死的民族性格，普通民众对医学知识的知之甚少和对死亡的恐惧导致他们对医疗有着过高的期望值，患者希望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然而，现代医学虽可延缓但终不能阻止死亡的到来，医学实践的特点决定了医生与病痛、死亡的亲密接触，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的发展伴随着生命、病痛和死亡，本质上是一门人学。医学生应对医学的未知领域充满敬畏感，审视人类对攀登生物医学高峰的沾沾自喜，脱离技术主义的桎梏，了解医学的本质，回归医学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反思。生命与死亡同样美丽而庄严，现代医学对死亡的遗忘是科学主义对医学的规训，是技术文明对医学的形塑，是消费主义对医学的侵染，现代医学寻回被遗忘已久的“死亡”背景是必须的，尽管这是一个艰难的重构医学立场的过程①。医疗剧是基于现实典型案例的艺术化表现，将医疗剧引入医学人文教育，通过案例的讨论和分析解读医疗实践中的种种伦理问题，如生命与死亡的定义、临终关怀等，使医学生能够立体化地了解医学实践所面对的生命与死亡，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实习医生格蕾》中的实习医生ChristinaYang热爱医学，对于实习期间的手术实践十分渴求，在第一季第4集中当她得知格雷斯医院的退休护士Fallon因晚期胰腺癌住院，表现十分积极，希望可以参加惠普尔胰腺肿瘤切除术，而医院从没打算手术治疗，只是希望Fallon在她工作一生的医院安详、舒适而有尊严地离开人世。Fallon护士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给Christina上了一堂课。在Fallon最终离开的时候，Christina终于理解了医生所面对的是病人而不仅仅是疾病。医疗剧不仅展现医学的救死扶伤，还有医学的无力回天。医学绝非无所不知，医生绝非无所不能，其原因有医学科学发展的客观有限性及医疗风险的主观不可避免性。医学领域充满着未知和变数，加之复杂的患者个体差异性，即使在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国内外一致承认的疾病确诊率仅为70%，各种急症抢救的成功率也只在70％～80%。②在医疗实践中，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医疗风险的发生，医学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任何一个小细节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医学生更应“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学习过程中力求严谨，在临床实践中心怀敬畏。从主观上来讲，医生过于自信和不谨慎都可能增加医疗风险，如《周一清晨》第一季第一集中优秀外科医生TylerWilson接诊了一位因橄榄球比赛撞了头部的7岁男孩，结果CT检查显示颞叶肿瘤，经向患儿母亲了解无特殊病史后当即决定手术，术中失血过多致患儿死亡。院方事后调查得知患儿从未见过的生父患有冯维勒布兰德氏病（VWD），一种以出血时间延长和凝血因子缺乏为特征的遗传性出血性疾病。在周一早晨311会议室召开的病例研讨会上，院长指出Wilson医生“未征求同行意见即决定手术、忽视搜集全面而彻底的病史”的自大，导致了患儿的死亡。《周一清晨》中切尔西综合医院通过这样的病例讨论会对医疗实践中的技术、伦理问题进行尖锐的质询，促进行业的反思。医疗剧的典型案例应用于医学人文教育，可促使医学生在直面医学、心灵震撼的同时对医学本质进行思考，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和医疗观。

　　医疗剧将医院、医疗活动、不同的病例生动地展现出来，将医生可能遇见的各种困境摆在观众的面前，医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不得不去设身处地地感受和思考：如果自己面对这样的情况会怎样处理？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的、社会的、医方的、患方的，而其背后都是由一个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一次次非常具体的医患交往交织而成的。如果医者能跳出医患相互对立的怪圈，倾听患者、社会、媒体的声音，走出医患沟通、医社沟通、医媒沟通的第一步，逐步完善医院管理机制，塑造医学人文精神，医患矛盾的缓解将不是奢望。以《医者仁心》中的大学生患者王欢为例，王欢是独生子，是父母的精神支柱，第一次肾移植术后因家庭经济困难停止服用排异药物而导致病情恶化，二次肾移植术后死于多器官严重衰竭引起的爆发性肝炎，患者家庭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了医院巨额的治疗费用。从患者家属的角度看，王欢的父母亲是典型的老实本分人，在王欢的疾病诊治过程中对医生和医院的态度由信赖到质疑，到最后的对簿公堂，家属不能理解一个好好的孩子送进医院后越治越差、不断抢救，最后还是死亡的结果；从医生的角度看，主治医生武明训同时代表着医院管理者，在患者治疗的过程中竭尽全力，在了解王欢的家庭已经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依然不惜代价地抢救患者，并代表院52理论前沿栏目主持：大木hinaCielevTsion0142方为患者筹集、减免治疗费用，却被患者家属告上法庭，医生也很委屈、寒心；从媒体的角度看，热心记者叶惠林打着代表、为患者讨说法的旗号，未经调查发表系列报道激化医患矛盾，扰乱医疗秩序，自认为在为正义而发声，却因不够客观真实而有失公允，记者也很困惑。众多矛盾的原因是各方缺乏有效的沟通，剧中钟立行医生在法庭辩护上的一席话是对王欢案例的全面分析与总结，是医方与患方、媒体、社会的一次大沟通，最终得到了王欢父母的理解。再以最近热播的医疗剧《产科医生》为例，在前两集中，某患者在剖宫产手术关腹后出现大出血，进行了髂内动脉栓塞介入手术，当晚再次大出血又进行了凝血酶灌注手术（剧中提示产科临床应用尚有争议），最终保全了子宫，转危为安。案例在呈现医务人员争分夺秒抢救患者生命的同时，又将医院院长选拔、复杂的医际关系等因素全面展现。在剖宫产手术中，助手医生对于进修医生朱医生主刀手术存在不满情绪，检查娩出胎盘不仔细，轻率做出“胎盘完好”的报告，误导了第二次手术方案的选择；魏丽丽副主任在安排医生重新检查胎盘排查大出血原因的同时，抱有侥幸心理，确定了由肖程主刀的髂内动脉栓塞介入手术方案，但未能起到彻底止血的作用；最终，由医院新近进修医生何晶主刀的凝血酶灌注手术成功止住大出血，而作为院长候选人之一的曲晋明副院长顾虑学生肖程作为新任主任的威信树立及事件对院长选拔的影响，做出了隐瞒第三次手术的错误选择。在第10集的病例讨论会上，魏丽丽还原事实，勇于承担责任，肖程递交了关于患者的完整病例报告，诠释了全剧的主题“诚实”。医生不是神，也会犯错，面对医疗差错应该秉持什么态度？“诚实地面对工作、同事、患者”是《产科医生》所弘扬的医务人员从业美德，而降低医疗差错需要医务人员规范医疗行为，也需要医疗差错应对机制的不断完善。医疗剧中来源于现实的活生生的案例是很好的教学素材，在医学人文教育过程中，医学生可以随着剧情的发展立体地从医生、患者、医院管理者、媒体等不同角度思考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在教学实践中经过小组讨论集中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医院管理层及医务人员对于缓解医患关系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中去，在未来医学实践中能够对患方有更加细微的体察，养自觉。

　　对医学伦理学的界定直接与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有关，即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是谁包括谁亦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Daniel 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

　　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 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

　　英国的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 Chauncey 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 K． D． 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 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

　　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

　　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

　　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

　　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 John Gregory 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 Gisborne 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 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 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

　　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

　　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 Fletcher和 Paul 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

　　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

　　《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

　　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Rensselaer 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 Hellegers 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 Rensselaer 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 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

　　在某种程度上，Raanan 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 Gillon 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

　　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 R.Jonsen）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医疗科学，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

　　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

　　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

　　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

　　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 of Medical 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

　　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

　　邱仁宗同志认为：人们在证明某一生物医学决定正确时，总是处于某种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哲学家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批判地评价与某一行动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生命伦理学的作用所在。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它要超越特定的社会集团、专业、宗教等，提供一种在多元信念前提下对什么是对、正确、好的共同观点。生命伦理学从哲学和多学科角度对临床实践进行伦理学分析，对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问题引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思考；在医疗领域中的医生和其他人员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增加了，能看到由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如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缺乏锻炼、环境污染和其它的环境威胁、人口过剩、政治分歧、失业、贫穷、犯罪等问题。

　　面对重病和疑难杂症的患者，医生的压力并不比患者小。一个治疗方案的抉择，医生的纠结只会比患者更多。我们无法直接表达内心的纠结，但每天几乎都在风险评估、责任担当和诊疗方案的抉择中如履薄冰，这些构成了我们置身其中的医疗实践。但无论是医疗实践的不断探索，还是医疗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或者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最终都是为了医者更好地为患者诊疗，为公众提供更高品质的健康服务，为医疗服务提供更科学的手段和工具，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以患者健康为出发点、立足点，都会以医患关系的和谐度来体现，都以医者和患者作为主体来承载。

　　医生与患者，本是陌路人，却因为天职，因为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渴求，坐到了面对面，构筑了人世间最奇特的人际关系――医和患，有时甚至是特殊的“生死”之交。但是，医学并非无所不能，人类对生命的未知远远多于已知，医学有太多的局限困惑着医生们，生生不息的规律依旧是自然界的主导。

　　尊重医生，是患者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也是医生尊严的体现。尊重患者，是医生对生命的敬畏、对医之科学真谛的遵从。无论患者还是医生，都是一个大写的“人”，都有一份尊严。医患间的相互信任，使得人与人的尊严在医患和谐中传递，在医学的光芒中传导。对生命的尊重，是医疗实践的真谛所在。

　　然而，在医疗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全国年门诊量超过70亿人次、住院达1亿人次的现实面前，让更多的人理解医疗实际，理解医者的仁心，赢得更多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宽厚之心，让医学因更具人文性而温暖社会，这是每一家医院、每一位医生的担当，也是困难所在。

　　钟南山院士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了衡量医改效果的三个标准：一是看病贵、看病难解决了没有？二是医患关系有没有改善？三是作为医改主力军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没有调动起来？

　　我赞同钟院士的观点，尤其是他提出的第二个、第三个衡量标准。以我的理解，我们当前的医疗体制机制是否有利在于全社会倡导医者的仁心和患者的宽厚之心，医者的仁心能否最大程度释放，患者的宽厚之心能否共识为医患关系中的最自然常态，这是检验医改是否成功的重要而具体的体现。

　　在医疗实践中，何以仁心、何为仁心；何以宽厚之心、何为宽厚之心，或许是医疗服务体系、医疗管理实践、医疗科技创新要更好倡导、更好承载的要旨。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也因此期望一生中只有一次的生命之旅，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多拥有一点生活的甜蜜，多一些拥享生命的尊严。然而，每个人都很难做到不生病。身体不适时，上医院看医生，是我们呵护生命、守护健康的基本保障。无论哪个国度，医生都是神圣的职业。

　　人们之所以尊重医生，是因为生命至高无上。“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西方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在2400多年前提出的誓言，直到现在还是不少医学院毕业生的誓词。

　　在我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的说法，至今仍在流传。“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的论述，备受后人推崇。

　　医学和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为治病救人提供着越来越有效的技术和手段，为生命更健康提供了可能。

　　但是，医学越发展越告诉我们，医学并非无所不能，人类对生命的未知远远多于已知，医学有太多的局限困惑着医生们。太多疾病还不能根治甚至无法救治的现实，与“花钱就得治好病”的意识、医患关系被异化为消费关系和商业交易的现状，交织在一起，让备受敬重的医生职业蒙上了阴影。

　　一方面在SARS等传染病爆发时，医护人员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同事或同行因感染而牺牲的巨大风险面前，依旧前赴后继，恪守职业道德，把无私和大爱的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尊重。

　　另一方面，人们在期盼有更多好医生为健康服务的同时，又缺乏对医学的特性、对医生的职业特征有更多的理解，有时甚至是误解、曲解，医护人员被伤害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发生。

　　来自官方媒体的消息，近年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被殴打致伤的医务人员超过1万人，已成为世界上医疗从业人员受伤最多的国家。

　　令人担忧的医患关系现实，使不少医生给患者诊疗的同时，既要提心吊胆防范被伤害，又要小心谨慎防着被打官司。唯此种种，不仅凸显医疗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社会缺乏对医生职业的理解，也反映出医学人文性教育和医学人文关怀培训的欠缺和滞后，这不仅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也制约着医学本身的健康发展。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特鲁多的名言不仅阐释着医学的人文性，更体现着医生人文关怀之职业特征的令人尊重。但无论是人文性还是人文关怀，都离不开通过更多的好医生对患者负责任的诊疗活动来承载，通过医患间彼此信任的双向理解来实现。

　　敬畏生命的医生，离不开倾听、专业、关切、担当、慈怀的仁心；尊重医生、尊重医之科学的患者，具有信任、沟通、尊重、合作、向善的宽厚之心。有仁心的医生，让遗落的信任回归。具有宽厚之心的患。